《科尔多瓦风光》A1303000020 · 2015年10月1日摄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科尔多瓦

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安达卢西亚是受阿拉伯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地方。甚至「安达卢西亚」这一名字本身就来自阿拉伯语。

公元711年，一支由七千名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乘坐战舰浩浩荡荡地从非洲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北上。这些穆斯林一登上伊比利亚半岛便立即烧毁了所有战舰，准备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徒们决一死战。八年之后，阿拉伯人如愿以偿地征服了除了北方少量地区之外的西班牙大部，并由此开始了阿拉伯人对伊比利亚半岛长达七个世纪的统治。

阿拉伯人在给伊比利亚带来血与火的同时，也带来了当时阿拉伯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多彩文化。当时的西班牙首府，现为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科尔多瓦省首府的科尔多瓦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一举成为当时西班牙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当时整个阿拉伯世界最繁华的都市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之都。据说当时全城仅清真寺就有300座之多。

尽管在阿拉伯人离开之后，科尔多瓦成为一座基督教城市，但伊斯兰教的影响却一直未曾远离。时至今日，在科尔多瓦旧城区，阿拉伯人的文化遗存随处可见。

时至今日，科尔多瓦仍基本保留了中世纪时的城市格局。广场、街道、教堂、水池和花园形成了科尔多瓦独特的城市景观。其中各个时期的历史建筑：古罗马帝国石桥、阿拉伯尖塔、犹太教堂，以及各种基督教纪念建筑等，是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和荣耀的最好见证。

《塞维利亚风光》A1303000019 · 2015年9月29日摄于西班牙安达户西亚塞维利亚

《祈福》A0115020005 · 2017年2月24日摄于中国云南迪庆香格里拉

到了我这个岁数，是知道听天由命，知道该去的终究要去，该来的自然会来。所以既不会过分地留恋过去，也不会过分地奢望未来。只是天天吃着五谷杂粮，超不了凡，更免不了俗，到了年终岁尾，对来年还有心存些许的希望：平平淡淡，平平安安，能比今年顺当些就很知足了。

最近几年，思维日渐迟钝，记忆力也每况愈下，精力不济，信心不足，所以怕事，怕烦，只想按部就班、行尸走肉地活着。

很多事，比如身体的老化，是完全由不得人的。自己能做的，是逐渐适应并坦然接受。

过去的由它过去，未来的爱来不来。哪一天能活出这般境界，这辈子便算是真正的活明白了。

自然而然，无为而为，乃大修为。

《赤足走在沙滩上》F0300000132 · 2017年11月4日摄于古巴马坦萨斯伊卡克斯半岛巴拉德罗

由于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古巴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基础设施薄弱。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些好转，但就总体而言，由于财政投入有限，发展依然迟缓。

我们在巴拉德罗所住的「回忆」酒店在当地算是比较好的，但无论是建筑本身还是房间内的设施都显得相当的老旧，卫生状况也不尽如人意。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水，刚沏的「铁观音」，一转眼便成了芒果汁，浑浊不堪。换瓶装水也依然如故。

当然，这家酒店还是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除了小费、烈性酒或购物外，这里几乎再没有其他费用。所有酒吧和餐厅都对游客免费开放。另外，这里的娱乐活动相当丰富。在巴拉德罗的两天里，我们白天泡在海边，晚上则去露天剧场，或是听音乐，或是欣赏拉丁舞，很惬意。

巴拉德罗的阳光和沙滩每年都吸引来了大批的游客。有数据表明，前来古巴的游客，平均有一半的时间会泡在巴拉德罗。甚至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不顾政府禁令，想方设法经第三国绕道而来。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巴拉德罗的超凡魅力。

《巴拉德罗》A3301000003 · 2017年11月4日摄于古巴马坦萨斯伊卡克斯半岛

第二天上午，在酒店餐厅用过早餐之后，我们悠悠地往海边而去。刚走到一半，就听天空传来阵阵的引擎轰鸣声，抬头一看，一架色彩艳丽的动力伞正掠过头顶，缓缓地朝沙滩上降落。我们都很兴奋，几乎同时开的口：「走，去玩一把。」

巴拉德罗所在的伊卡克斯是古巴南部一座狭长的半岛，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以东约140公里，和美国的迈阿密隔佛罗里达海峡相望，两地相距180多公里，是古巴离美国最近的地方。

独立革命前，古巴一直就像是美国的后花园，直到上世纪50年代，也还是美国人第一旅游目的地。古巴独立革命后，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封锁，美国人因此不能自由出入古巴，导致古巴的旅游业严重受损。

上世纪70年代，为了赚取外汇，古巴开始着力振兴旅游业，作为传统旅游胜地的巴拉德罗得以重新恢复生机，渐渐兴旺。

在来巴拉德罗的路上，可以看到包括高乐夫球场、度假酒店和度假村在内的一大批全新的旅游配套设施正在建设中。可以想像，在不远的将来，比如三五年之后，这里会重新成为世界级的度假旅游目的地。

《巴拉德罗海滩》A3301000002 · 2017年11月3日摄于古巴马坦萨斯伊卡克斯半岛

到达古巴伊卡克斯半岛的巴拉德罗时已经是下午了。在酒店的房间里一放下行李，我们就直奔海边而去。到达海滩的时候，正在涨潮，细浪缓缓地涌上沙滩，再缓缓地退回大海，留下了一层白色泡沫。

外婆说，要是闹闹也在，一定会说这里的海水是牛奶做的。上半年在毛里求斯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

很多人都说，如果没到过巴拉德罗便不能算是到过古巴。话说得有点过。但如果说没到过巴拉德罗，古巴便不能算是完整。

巴拉德罗号称「全古巴最不像古巴」的地方。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巴拉德罗是社会主义古巴的一块资本主义「飞地」。对到访的游客来说，巴拉德罗超出了人们对古巴的想象。这里是游客的天堂、伊甸园和世外桃源。

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细柔的沙滩、如洗的天空，巴拉德罗汇聚了一个理想的度假胜地该有的所有元素。巴拉德罗在我看来，和菲律宾的长滩岛有几分相似，但气候条件比长滩岛应该更胜一筹。

我们两个在草棚底下的沙滩椅上坐下身，听着海浪，吹着海风，静静地看着夕阳西下，直到日落。

《在耶稣出生地朝圣的修女》F0100000023 · 2016年5月17日摄于巴勒斯坦伯利恒

大约从十四世纪开始，一个新的思潮在压抑已久的欧洲诞生并漫延，这就是「文艺复兴」。人们在中世纪的黑暗和混沌中逐渐苏醒，重新思考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至高无上的神权因此受到质疑并开始动摇。即使在天主教内部，也有人开始对教皇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并发起挑战，最终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改革派认为，人们信仰的应该是《圣经》而不是教皇本身。教皇不是《圣经》唯一的解释者和代言人，每个基督徒都有权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圣经》。于是乎一大批基督徒根据自己对《圣经》的解读组建新的教派，三三两两，各说各话，各自为政。没有人能弄得清楚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教派，只是将它们统一称为「基督新教」，简称「新教」。

在中国传播最广的基督教就是新教。

十九世纪初，新教开始传入中国，但一开始似乎并不顺利。为了让信奉道教和佛教的中国人能尽快接受这一全新的宗教，传教士们不管不顾地「新教」直接称为了「基督教」或「耶稣教」，并且还给他们的神「耶和华」取了个很接地气的中国名字「上帝」。

但用「基督教」代替「新教」这一做法造成了很大的混淆和误解，最后不得不将原本的「基督教」改成了「基督宗教」。

由于新教教派众多，鱼龙混杂，很多邪教都打着新教的幌子招摇撞骗，包括很多外国，尤其是韩国的「传教士」。

《参观「八福堂」的神职人员》F0200000011 · 2016年5月14日摄于以色列

公元1054年，基督教迎来了其自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挫折：分裂成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以及以君士坦丁，即现在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东正教」。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基督教的这次分裂是君士坦丁大帝当年无意中埋下的一个伏笔。

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当罗马帝国的势力版图拓展到土耳其、叙利亚等地后，为了加强控制，君士坦丁大帝在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个新的首都，即君士坦丁堡，并同时建立起一个新的教区。新教区的影响力上升很快，不久之后便对罗马教皇的地位发起了挑战。君士坦丁堡教区认为，罗马教宗之所以被尊为教宗，是因为他所主持事务的地区是帝国首都。而现在君士坦丁堡也同样是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教区的主教理所当然地应该和罗马教宗拥有同行地位和身份。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在大公会议上被提升为仅次于罗马教宗的地位。公元451年，君士坦丁堡牧首更是被任命为和教宗平起平坐的宗教领袖。

但是，对于这一结果，罗马教廷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罗马教宗的地位应该高于任何其他地区的主教。罗马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散布开来的发源地和福地。而教宗本人是罗马教会的开创者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既然是圣徒的继承者，自然就比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要具有更崇高的地位。因此，罗马教区对于公元451年的这次大公会决议感到非常不满，拒不接受其结果。东西教区之间的裂隙由此产生，最终于1054年彻底分裂成两个相互仇视、老死不相往来的教派：罗马教区的教派称为「天主教」，而君士坦丁堡教区的教派称为「东方正统教会」，简称「东正教」。

《教士》F0200000010 · 2016年5月13日摄于以色列

基督教发端于耶路撒冷，但发迹却在罗马。

和在耶路撒冷一样，基督教传播到罗马的初期同样被罗马当局视为异端邪说而饱受打压，有的基督徒甚至活生生地被投进狮笼，成为狮子的盘中餐。只是到了罗马帝国晚期，危机四伏，社会动荡，罗马当局开始重新审视当时已经在社会低层的平民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基督教，想利用基督教来安抚和控制心怀不满的平民大众，充当「精神治安大队」的角色。这对基督教来说是一个转机，得以由非法变成合法，由此从地下走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公元五世纪，经过几个世纪的韬光养晦和忍辱负重，基督教终于苦尽甘来，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在基督教的早期，尽管也时不时地给执政当局制造一些麻烦和事端，但只要一受打压便会立刻收敛。在大多数时候，基督教都表现得相当的逆来顺受和忍气吞声，但在得势之后，其凶残的本性便立刻暴露无疑。首当其冲的是犹太教徒。公元325年，基督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召开了一次「尼西亚」宗教大会上。在这次大会上，基督教正式宣布犹太教为邪教，犹太人是最邪恶的种族，是杀死耶稣的凶手，是撒旦的仆人，全体基督教徒的公敌。犹太人的苦难帷幕由此拉开。在接下来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民族饱受迫害，甚至遭到种族清洗。

到公元13世纪，基督教发展到了顶峰，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甚至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暴力机构：宗教裁判所，专门镇压和迫害他们眼中的「异教徒」，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哥白尼，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仅仅只是提出了「日心说」，也就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竟被活活烧死。

从公元五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公元十五世纪这一千年是中西欧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历史时间，这一时期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布道的神父》F0200000009 · 2016年5月17日摄于以色列耶路撒冷

基督教的源头是犹太教，甚至它的创始人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

基督教和犹太教信奉的是同一个神：耶和华。基督教在萌芽时期完全依附于犹太教，从一定程度上看，可以算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只是这个分支在当时犹太教盛行的耶路撒冷被视为异端邪说，陪受打压。所以，耶稣和他的追随者只能偷偷摸摸地传经布道，宣传他们的教义。

为了博取眼球，耶稣和他的追随者赋予了耶稣许多惊世骇俗的神功绝技：清水变佳酿、五个大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治愈了瘫痪38年的病人、隔空救人、履水疾行、让天生的瞎子重见光明，如此这般。由于这一时期基督教走的是一条「群众路线」，其传播对象主要是社会低层的平民大众，耶稣匪夷所思的「神迹」成功地引起了轰动，广受追捧，影响力越来越大，追随者也越来越多，终于在他33岁那年，因妖言惑众被当时耶路撒冷的罗马总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然而，耶稣的追随者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偷偷转移并藏匿了耶稣的尸体，在他死后的第三天对外宣称耶稣已经复活，第四十天还升天了。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追随者们的想像，神乎其神，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耶稣是神，是耶和华的使者，是人们已经苦苦等待了上千年的「救世主」基督的化身。他通过现身和死来唤醒并救赎人类。

至此，基督教横空出世，时间为公元一世纪。

《罗坦岛风光》A3601000001 · 2017年11月9日摄于洪都拉斯海湾群岛

上个月随「歌剧」号邮轮巡游加勒比海，中途曾在洪都拉斯的罗坦岛停靠，因此得以一瞥这个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

洪都拉斯现有人口911万，其中超过95%的人口信奉天主教。但900万天主教徒信仰的似乎不是一个共同的上帝，因为自1821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先后发生过100多次的军事政变。政局不稳的结果是社会的动荡。洪都拉斯毒品盛行，毒犯猖獗，暴力犯罪成为家常便饭，平均每天约有20人遭到谋杀，令人咋舌。

2014年，洪都拉斯仅次于首都的第二大城市圣佩德罗苏拉以0.169%的凶杀率蝉联「全球最暴力城市」。这让这个崇尚「自由，主权，独立」的中美洲共和国元气大伤，沦为拉丁美洲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严岛神社大鸟居》A0205000005 · 2017年12月4日摄于日本广岛宫岛

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想：最能象征日本的，不是和服，不是樱花，甚至不是太阳旗或者天皇，而是「鸟居」。

「鸟居」多为「开」字形或「门」字形，一般建在神道教的神社前方，有点像寺院的山门或牌坊。日本是一个信奉神道教的国家，全日本大大小小的神社随处可见，其数量以十万记。有神社就会有鸟居，而有的神社，像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鸟居竟然多达数千座，号称「千本鸟居」。因此，鸟居是日本数量最多，也最常见的建筑。

在日本，有关鸟居的起源和意义一直是历史学家探讨和争论的话题。

对于鸟居的象征，观点较为一致：鸟居是通往神域的大门，穿过鸟居便意味着进入了神界。至于鸟居的起源，则是众说纷纭。相对普遍的看法是来自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日本古籍《古事记》中的一个神话：由于「天照大神」，也就是太阳之神整天躲在石窟里，外界不见天日，一片混黑。于是众神请来了「常世长鸣鸟」，也就是公鸡，让它立于石窟前的木架上冲着石窟啼鸣。天照大神听见鸡叫，出了石窟。天下因此重获光明。这个木架便是最早的「鸟居」。

鸟居是神社的象征，是日本人的精神依附。日本昭和时期出版过一本书，叫《鸟居考》，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日本民族所到之处，都身背鸟居。鸟居矗立在海外飞跃的前沿。」日本人甚至在对外扩张殖民的时候也都带着鸟居，以至成对很多曾经受到过日本侵略奴役的国家的人们来说，鸟居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符号，这也是包括村上重良、稻田智宏在内的很多日本学者的共识。稻田智宏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确，鸟居的侵略象征是不可否认的。如果站在那些过去被日本奴役、建有所谓『海外鸟居』的当地人的立场上的话，鸟居与侵略同义。」

在日本，如果见小街小巷僻静处的墙上画着鸟居，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神社。日本人不会随地吐痰，但很多日本人会随地小便。墙角画着鸟居，是提示人们不要在此小便。这比直接写「禁止小便」要有效得多，毕竟冲着鸟居撒尿多少会有些心理障碍。这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日本人对鸟居的敬畏。

《京都》A0204000012 · 2017年12月5日摄于日本京都

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全盘西化，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无不以西方为楷模，最终让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与此同时，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日本的传统文化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了下来。这让日本具有了双重性：一个现代的日本和一个传统的日本。东京代表着现代日本，而京都则代表着传统日本。

如果去日本旅行，京都是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有着我们对传统日本的所有想像。

相信每个到过京都的人对这座城市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在我看来，京都是一种生活态度：平静、宁静、恬静；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细致、精致、雅致，既无关乎贵贱，也无关乎贫富。

《清水寺》A0204000002 · 2017年12月5日摄于日本京都

「工匠精神」的核心是精致，是雅致，是以京都为代表的日本文化的一个映射。

旅日作家李长声对京都文化作过这样的描述：

《京都》A0204000011 · 2017年12月5日摄于日本京都

除了宫廷和寺院，京都这座城市并不奢华，很多街巷简朴，但细致，甚至是精致。看似浑然天成，但你是能感觉得到其背后的精心营造。

京都是日本人的精神家园。

前几天在《京都 3》里提到过的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曾写过一本书，叫《京都の精神》。我是很想读一下的，可惜一时间没能找到它中译本，因而也就无从知晓梅棹忠夫的「京都精神」指的是什么，但我想，其中应该会有「工匠精神」。

京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手工业城市。京都至今依然有很多的传统手工艺人，他们就生活在游客一眼掠过的普通店铺或民宅里，所造之物也大都是些日常用品：梳子、竹帘、扇子、茶筒、流苏，甚至是草绳。这些手工艺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默默无闻、持之以恒。

京都有一家叫「裏千家」的茶道馆，水源是院内的一口水井。在长达四个半世纪的岁月中，这个家族每天都会从这口水井里汲水，为的只是保持水质的稳定。每年新年的第一天，主人都要亲自从这口井里打水，沏茶，请家族的长辈品鉴，看看水质是否有所变化。对于这个家族而言，从井里汲水不是一个简单的劳作，而是一种仪式，一种宗教。

在京都，不只是「裏千家」，这里的手工艺人对于他们的工作大都怀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很难说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自己可以出名，更多的是让人们接受并喜欢他们的产品。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着同一件事，而且往往一做就是几十年，有的还世代传承。他们大都不是天才，只是凭着对信念的坚守。

对于京都手工艺人来说，「工匠」不是一个职业或一个称号，而是一种精神。

《宝严院》A0204000010 · 2017年12月6日摄于日本京都岚山

京都在日本，日本在京都。

如果在构成「京都」众多文化元素中说出一个最能代表京都的，那会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寺院。

京都号称「三步一寺院，七步一神社」。没有查到京都寺院的确切数字，但据说仅对外开放的寺院就超过1300座。京都一地共有世界文化遗产17处，除了「二条城」，其余均为寺院或神社，尤其是寺院。

日本寺院之美不仅体现在建筑上，同时也体现在「庭园」，也就是园林上。和中国寺院不同，日本寺院中的庭园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空间，而是寺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丝毫不亚于建筑。很多寺院庭园要么以自然山水为衬景，要么以日本园林流派中最具代表性的「枯山水」来模拟自然山水，目的是让修行者在禅修时能融身自然之中，感知四季的变化。

京都很多著名的赏樱或赏枫地大多在寺院，这是因为樱花或红叶分别代表了春季和秋季，樱和枫的轮回象征着四季的流转，因而也就成为了庭园的重要元素。

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园林讲究的是「步移景易」，人须是流动的。而日本的庭园呈现的则是一种静态之美，是需要坐下来，怀着一份禅修的超脱来领略、品味和感悟，由景而境。

集日本当代小说家、剧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演员于一身的三岛由纪夫对京都寺院的庭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京都各个寺院的庭园，是日本人对艺术认识的最明确的宣言。因为，不论这个庭园的结构，还是最具代表性的桂离宫赏月台的景观，以及赏花亭对后面深山幽谷的模仿，都是极端的人工化对自然的巧妙的临摹，其中包藏着反叛自然的企图。」

《伏见稻荷大社》A0204000009 · 2017年12月5日摄于日本京都

作为日本文化之根，京都并非一直像现在这样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京都能保存和延续至今，仅仅只是因为幸运。

和人们想像的不同，日本开始反思和注重对历史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还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日本对历史和传统的破坏丝毫不亚于旅游盛兴前的中国。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德川家康的大规模拆城，三千多座城池最后只剩下一百多座；另一个例子是1964年，当时为举办奥运会，整个东京城被拆得面目全非，「江户」不再。

和奈良时代的日本拼命汲取中国文化一样，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开始大量学习和引进西方思想、科学和文化。这一时期的日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变得不再自信，甚至感到自卑。甚至面对西洋绘画，日本人觉得其传统绘画「浮士绘」卑俗且丑陋，大量地被当作出口瓷器的包装纸使用。只是后来当这些浮士绘在欧洲广受推崇后，日本人才重新开始审视其文化价值。

现在的京都，传统建筑比比皆是，仅对外开放的神社和寺院就有一千三百多处。相信很多人会以为，京都之所以得以留存，是因为京都受到了人们的偏爱和眷顾。其实不然。这里先不说天灾，只提一下人祸。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为重树天皇的权威，日本立神道为国教。为打击和消除佛教的影响，日本开始大规模废佛毁寺。当时的奈良有一座名刹，叫兴福寺。京都名寺「东福寺」的「东」取自日本最著名的寺院，奈良的「东大寺」；而「福」则取自「兴福寺」。兴福寺在日本寺院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在皇权的打压和神道的排挤之下，即使兴福寺也难以为继。寺内的五重塔，当年因无力维持差点被放火烧掉。后来仅仅只是周边的邻居担心大火可能引燃民居，群起反对，这座现在被视作日本「国宝」的建筑才被保留了下来。「废藩置县」后，第一任县令四条隆平认为兴福寺的土墙是「无用之长物」，就给拆了，不但其内建筑变成了县府，庭园也改建成了一座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奈良公园。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了解京都历史价值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二战时期的盟军。在二战后期，盟军将整个日本炸成了一片火海，却唯独对奈良和京都网开一面。日本最重要的这两大古都因此得以幸存。

京都，不仅仅只是日本人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京都》A0204000008 · 2017年12月5日摄于日本京都

日本是一个岛国。从历史上看，远古时期的日本一个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然演化。日本接受大陆文明始于公元前后三四个世纪的「弥生时代」。这一文化输入过程到「奈良时代」达到顶峰，大批的「遣唐使」被派往中国，将大唐文化传回日本，内容涵盖建筑、园林、绘画、音乐、诗歌、服饰等方方面面。「奈良时代」是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一个时期。日本由此迎来了文化的大繁荣。

但与此同时，在歌舞升平之下，社会财富迅速向皇室、贵族聚焦，社会矛盾激化，「大化改革」时所形成的「公地公民制」已形同虚设，国库渐空。到公元九世纪末，处于「平安时代」的日本在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之后，因财政难以为继，从而隔断了大陆文化的输入。日本文化由此被动地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脱离了大陆文化的主脉络，开始独立发展和演化，最终形成了当今的日本文化。大到建筑、园林，小到茶道、花道，莫不如此。

这也是以梅棹忠夫为代表的京都人认为日本文化的根在京都的重要依据所在。

《大本山天龙寺》A0204000007 · 2017年12月6日摄于日本京都

在前几天《日本的「地域歧视」》一文中曾谈到过京都人自视很高，很有些瞧不起大阪人。其实不光是大阪人，即使是东京人，京都人也是很不以为然的。京都人的底气，不是基于地位或者财富，而是基于文化。

很多人对京都的「唐风汉韵」不以为然，觉得平安时代的大部分建筑都已经毁于天灾人祸，所以现在的京都早已不再是当年的「平安城」。这种观点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是非常片面的。「唐风汉韵」指的是文化，而建筑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并不是文化的全部。

有一个例子就很典型：金字塔还在，但现在的埃及早已不再是建造金字塔时的那个辉煌灿烂的古埃及。因为古埃及的文化中断了。

京都人始终坚持认为京都才是日本真正的首都，或者说只有京都才有资格代表日本。其中就包括毕业于京都大学动物生态专业的物理学博士，现为文化人类学家的梅棹忠夫。

梅棹忠夫是一位饱学之士，曾先后到过阿富汗、东南亚、东非、欧洲以及整个中国。他曾写过一本书，名字叫《京都之精神》，其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京都人把京都当作日本的中心，因为日本文化的所有根基都在这里。而在日本其它地方，如果有，即使不算是赝品，至少也都是一些次等货。」

梅棹忠夫所说的日本的「文化根基」指的是「中华思想」。这里的「中华」指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就是「中国」，京都就是世界的中心。日本「中华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始于平安时代，始于京都。

梅棹忠夫的这种观念为大多数京都人所接受，并且根深蒂固、世代传承。正因为如此，「平安城」才能以文化的形式延续到了今天。

《京都》A0204000005 · 2017年12月5日摄于日本京都

在日本第五十代天皇桓武执政初期，日本的国都还在奈良，即「平城京」。当时日本的佛教正处于鼎盛时期，势力非常强大，这让桓武天皇颇感不安。在心腹国卿藤原种继的建议下，桓武天皇决定将国都由奈良迁往京都，以避开佛教势力的影响。新都定名「平安京」，日本也由此开启了其历史上著名的「平安时代」。

那一年是公元794年，中国大唐贞元十年。那一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深远。日本新国都平安京的规划和修建，参照的是中国的长安城和洛阳城。

根据最初构想，禁城「大内里」居于最北，其正门「朱雀门」外是一条贯穿整个都城的大道「朱雀大路」。大道的东侧称为「左京」，仿造的是中国的洛阳；而西侧则称为「右京」，仿造的是中国的西安。由于右京一带多沼泽，发展迟缓，导致平安城的重心逐渐移向了左京，久而久之，「洛阳」也就成为了京都的代名词，比如京都的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区，分别被称为了「洛东」、「洛南」、「洛西」、「洛北」和「洛中」。

即使时至今日，京都当地的很多街巷、机构，还有商品，也都用「洛阳」命名，像：「洛阳株式会社」、「洛阳工业高校」、「洛阳三十三观音灵场」、「洛阳十三番」、「洛水」、「京洛锦」等等。

在日本平安时代，进京直接被称为了「入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