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B0000000112 · 2019年3月6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
鲍鱼个头大小，不是用尺寸或重量表示，而是用「头」。
为解释「头」，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司马斤」。
司马斤是古代的一种重量计量单位，现在香港的一些行业仍在延用这一名称，其计量器具叫港秤或司马秤。一司马斤为600克，而一司马斤有16司马两，故一司马两为37.5克。
鲍鱼的头数指的是每一司马斤的鲍鱼个数，头数越大，鲍鱼的个头就越小。
其实不只是鲍鱼，水仙球茎的大小也不用尺寸或重量表示，而是用「庄」，即装在一个标准大小篓里的水仙球茎个数。庄数越大，说明水仙球茎的个头就越小。
《圜丘坛内壝棂星门》A0108030007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崇文天坛公园
一般而言，汉字的发音都是由单个韵母或单个声母加单个韵母组合而成，因此都是单音节，也就是一字一音。到了清末明初，西风东渐。在对西文的翻译上，汉语不像日语直接采用片假名音译那样，更多的是采用意译。为了确切地表达西文的原意，同时又便于国人理解，一批双音节汉字被创造了出来。
这些特殊汉字主要集中在计量单位上，比如我们熟悉的「瓩」。
「瓩」是功率单位，读作「千瓦」，即一千瓦特；十瓦特有另外一个汉字「瓧」，读作「十瓦」。是不是很好记，也很好理解？
其他双音节计量单位用字还有很多：
「呎」读作「英尺」，「吋」读作「英寸」，「浬」读作「海里」，「噚」读作「英寻」，「哩」读作「英里」，「唡」读作「英两」，「嗧」读作「加仑」，等等。
不过，现在这些双音节字已经越来越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直接使用双音节词语，「呎」直接写成「英尺」，「嗧」直接写作「加仑」。
《无题》D0004000005 · 2013年11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上海共青国家森林公园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清明。
中国人有清明祭扫的习俗。但在古时，祭扫是在清明前的「寒食节」。
每年冬至后十五日，也就是次年清明前一二日为寒食节。
寒食节，最初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义士介子推而立。相传晋文公流亡落魄时，介子推曾为其割股烹肉。晋文公归位后，分封群臣。而功臣介子推却不愿受赏，携母隐居绵山。晋文公惜才，亲上绵山，但介子推避而不见。晋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下令焚山。不料此举非但未能逼出介子推，反而令其葬身火海。晋文公悔愧之余，诏令臣民：凡介子推忌日皆不得生火，于是就有了寒食节。
历朝历代，寒食节有长有短，短则三五日，长则月余。到了明清，寒食节渐渐淡出，但寒食节的一些习俗，如祭扫、踏青等，并没有一起消失，只是移到了清明。
《陶俑》M0000000014 · 2020年1月23日摄于中国陕西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
人殉，也就是活人陪葬。
中国的人殉风俗很可能始于原始社会。到了商朝，由于崇尚「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就是以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安排其后事，所以厚葬、人殉之风盛行，甚至成为了一项「制度」。考古发现，在很多大墓中，随葬的除了大量的器物，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殉葬者的骸骨，有的甚至达数百具之多。
到了周朝，人殉制度依然盛行。《西京杂记》记载：「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
由于人殉数量太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兵役和劳力的短缺。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秦献公首先对人殉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启了陶俑殉代替活人殉的先河。有学者认为，秦献公的这一改革是秦国能从诸国中脱颖而出，最终统一中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汉唐时期，除了活人殉和陶俑殉，曾出现过死人殉，也就是殉葬者死后才会被陪葬。
宋、元、明、清各朝，人殉风俗几度沉浮，直到清康熙之后，人殉现象才真正销声匿迹。
《唐三彩》M0000000012 · 2020年1月22日摄于中国陕西西安博物院
「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总称。由于第一批出土的唐三彩多为黄、绿、白三色，始得名，后约定俗成，沿用至今。实际上，除了上述三色，唐三彩还有蓝、赭、紫、黑等色。
1905至1909年，洛阳北邙山附近因修筑陇海铁路导致数座唐代墓葬被毁，发掘后，从中出土了众多的唐三彩。
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强民富，厚葬之风盛行，雍容华贵的唐三彩可谓应运而生，盛极一时。不仅大唐，其影响随丝绸之路涉及很多地方，像埃及、伊拉克、伊朗、朝鲜、日本等地都先后出土过唐三彩，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诸如「波斯三彩」、「新罗三彩」和「奈良三彩」等仿制品。
考古发现，公元8世纪，唐三彩达到鼎盛。即使此时，由于质地疏松，唐三彩很少作为实用器，主要是作为冥器用于陪葬。
「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国力渐衰，厚葬之风不再，唐三彩由此没落，并最终为历史所尘封。
《坠马髻女俑》M0000000010 · 2020年1月23日摄于中国陕西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衣食无忧之余，便有了闲情雅趣。
汉唐盛世，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虞，生活自然也就精致了起来。到了盛唐更是登峰造极，尤其是女子，衣着怎么华丽怎么裁，发型怎么夸张怎么来。
大唐女子的发型以梳髻为主，半翻髻、云髻、盘桓髻、 惊鹄髻、双环望仙髻、乌蛮髻、回鹘髻，且奇且大，劈头盖脸地顶在头上，蔚为壮观。
唐朝女子的发型应该是承袭自汉朝。汉诗《陌上桑》：「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中的「倭堕髻」在出土的汉唐女陶俑也颇为常见，属于「坠马髻」的变形。
所谓「坠马髻」，就是发髻耷拉着，如骑士坠马状。关于其由来，有一种说法蛮有趣的。说一女坠马，把原本高耸的发髻给摔塌了。可能是嫌重新梳理过于麻烦，便任由它去。不料想这一无心插柳之举竟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华阴老腔》F0200000027 · 2020年1月22日摄于中国陕西西安
陕西属于北方，因为陕西大部，尤其是陕西省会城市西安位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以北。
中国南北方分界线，东部是以秦岭淮河为界，西部以乌梢岭为界，以北为中国北方，以南为中国南方。
中国这条自然形成的分界线非常奇妙，北方多旱地，南方多水田；北方偏游牧，南方偏农耕。中国南北分界线不仅是一条地理分界线，同时也是气候、文化等的分水岭，尤其是秦岭一带，南北的这种差异非常明显。
《市井》A0104010004 · 2013年10月3日摄于中国江苏苏州同里
马桶最早为西汉猛将、号称「飞将军」的李广所创。据史料记载，李广射虎之后，为炫耀自己艺高胆大，命工匠打造了一只虎形便器，取名「虎子」。「虎子」的形状很像近代的「夜壶」。
到了唐朝，由于唐太祖景皇帝名叫李虎，再将便器叫成「虎子」就不合适了，于是改称「马子」。关于此事，后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抄》中有所记载：「马子，溲便之器也。唐人讳虎，始改为马。」
再往后，除了「小解」，「马子」还被用来「大解」，形状也从最初的夜壶渐渐变成了木桶，于是「马子」也就跟着成为了「马桶」。不过，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地方称「马桶」为「马子」。
《塞外》A0116010011 · 2017年9月23日摄于中国内蒙古赤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塞外、塞北、塞上，古时都指同一地区，即长城以北的内蒙、甘肃、宁夏、河北一带。「塞」，边塞，即长城。
历史上，长城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是塞内、塞外的军事分界线，同时也是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的分水岭。
《放马南山》A0116010010 · 2017年9月23日摄于中国内蒙古赤峰
中国一些地方有立秋「贴秋膘」的习俗。
「膘」通常指的是牲畜，尤其是大牲畜的皮下脂肪。秋天，牲畜会大量进食来增加能量贮备以熬过寒冷且食物匮乏的漫长冬季。这些能量大都以脂肪的形式贮存在皮下。
「贴秋膘」对于一些需要冬眠的动物尤其重要，牠们的皮下脂肪是冬眠期间维持生命最重要的热量来源。如果没能在秋季摄取和贮备足够的热量，牠们很难熬过冬眠期。
我始终不明白人为什么需要「贴秋膘」。即使是冬季，人也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饮食来摄取热量。膘贴多了，要么高血脂，要么脂肪肝。
「贴秋膘」对人有百害而无一利。
《肖像》F0100000064 · 2012年8月20日摄于中国新疆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1953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登记下来的民族超过四百个，后来经过多年的识别，最后确定为五十六个民族。其中最后一个被识别的民族是基诺族，时间是1979年6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除了上述五十六个已经被识别确认的民族之外，中国还有很多「未识别民族」，即不在上述五十六个民族之列。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未识别民族的人口数量为640,101人，分布在六十几个民族之中。
最近几年，未识别民族的数量还在增加，像「土生葡人」，再就是入籍的外国人等。
《下雪啦》F0300000278 · 2018年1月24日摄于日本
打油诗，不讲究格律、对偶、平仄，押韵即可，但须是妙趣横生，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相传大明正德年间，南阳城有张姓三兄弟以榨油为生，人称「张打油」。在三兄弟中，老大平时喜欢信口胡诌几句小诗，虽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但着实有趣，久而久之，竟也自成一体，谓之「打油诗」，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咏雪》，全诗未见一个「雪」字，却将雪天的景象写得活灵活现，生动有趣：
江山一笼统，井口一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秋阳》D0001000002 · 2012年10月4日摄于中国上海虹口鲁迅公园
今日出伏。
冬有「数九」，夏有「三伏」。数九的规则简单，而三伏则稍嫌复杂。
「冬至当日九，夏至三庚伏」，前一句说的每年的冬至当日即为数九的开始之日。每九日为「一九」，九九共计八十一天数九结束；而后一句的意思是说每年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入伏。中国农历采用天干地支标时。庚位地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七。今年公历6月21日夏至，为「己」日，次日公历6月22日即为第一个庚日，第二个庚日是公历7月2日，第三个庚日是公历7月12日，那天入伏。
伏天分「初伏」、「中伏」和「末伏」。入伏当日至之后第一个己日，以今年为例，公历7月21日为初伏开始之日，计十天；初伏后的第一个庚日至立秋后第一个己日，即公历8月10日为中伏开始之日，天数每年不一；中伏后第一个庚日至己日为末伏，计十天。至此，伏终，即出伏。
《红红火火过大年》F0100000057 · 2018年12月3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
每年的腊月廿三是北方的「小年」；南方则要晚一天，「小年」在腊月廿四。上海有些特立独行，上海人管腊月廿九叫「小年夜」。
到了「小年」，「年」便算正式开始了。
近年来，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每逢过年，很多国家都会以各种方式和全球华人一起庆祝「中国新年」。只是今年事情发生一些变化：澳大利亚官方将「中国新年」改成了「农历新年」，原因是不仅是中国，韩国和越南等其他国家也「过年」。为了避免可能由此引起的麻烦，澳大利亚官方从今年起用「农历新年」来代替「中国新年」。
但这样做可能疏忽了一件事：农历年对应着十二生肖，而越南的十二生肖和中国的十二生肖有所不同。2023年是中国的「兔年」，而那一年却是越南的「猫年」。不知道到时候澳大利亚官方该如何拿捏。
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箸》C0000000007 · 2018年8月20日摄于中国上海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箸就是筷子，也就是「Dog & Gay」口中的「细木棍」。据说当年船家觉得「箸」音同「驻」，船不开了，不吉利，便改「驻」为「快」，于是「箸」成了「筷子」。
前些日子，「Dog & Gay」调侃「细木棍」不适合「伟大的披萨」，引发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认为牠亵渎了筷子所象征的中国文化。其实换一个视角来看，筷子确实不适合披萨，因为披萨这种食物的初衷就是为了便于手抓，相对较为原始，而筷子又领先西餐的刀叉太多，使用起来需要很高的技巧，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其他民族比较不容易掌握，尤其对因「非正常性偏好」导致心智发育不全者更是如此。
和想像的不同，中国最早使用的餐具是刀、叉和勺，至少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西北地区一些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就曾发现过骨质的餐叉。到了青铜器时期，使用餐叉的传统依然延续，但材料仍多为骨质，战国时期骨质餐叉多发现于贵族墓葬中，有的还被摆放在青铜容器内。
筷子的出现稍微晚些，但考古表明，至少商朝时已经开始普遍使用。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筷子和餐叉一直并用，尤其是在筷子出现的早期，因为餐叉不方便，筷子主要用来夹取羹汤中的食物。「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
不知是因为烹饪方式的改变，还是觉得筷子更为方便而改变了烹饪方式，餐叉慢慢地从中国的餐具中退出。
几千年后，大约在公元11世纪，二齿餐叉开始在意大利现身，但立即遭到了基督徒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食物是上帝赐，因此必须用手直接抓着吃，不然就是对神的不恭和亵渎。意大利人使用餐叉，是因为受到了撒旦的诱惑。据意大利的一份史料记载：一个威尼斯人使用餐叉进食后暴毙。神父解释说，她是遭到了天谴，并警告大家不要再用餐叉吃进食。
在公元13世纪以前，欧洲人都是直接用手抓取食物进餐，并且还有一整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平民五指齐下，贵族只用三指，无名指和小指是不能沾到食物的。这一进餐规则直到公元16世纪仍为欧洲人所奉行。
餐叉真正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则是公元18世纪，距被中国人放弃已经过去了数千年。现在，在中国的一些偏远乡村仍能见到一些二齿叉，但仅被作为草叉或粪叉等农具使用。
《老皮匠》F0200000013 · 2018年10月12日摄于中国上海
晌午时分，先是窗外一阵嘈杂，随后便是「呀啦嗦」的音乐响起。起先还以为是广场舞加场，但几分钟过后，游动的电喇叭里传来「户口在本小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到居委会领长寿面」，这才知道原来是居委会在搞「重阳节」活动。于是两口子一起下楼，一个在「大桶大」的摊前蹭着修了脚，一个找老鞋匠蹭着把鞋给补了，还捎带着磨了把菜刀。
现在修鞋和磨刀都跟过去大不一样：修鞋用上了缝纫机，磨刀用上了角磨机，算是完成了一次「工业革命」，脱胎换骨。
修鞋是老行当了。在上海，鞋匠被称为「皮匠」，而且似乎永远是「老皮匠」。「小皮匠」听说过，只是从没见过。估计「小皮匠」特指「鞋二代」，并不真的修鞋。
过去的皮匠，一定会有一个矮矮的抽屉柜，可以当凳子坐。抽屉里头各种的修鞋工具，各种的鞋钉，各种的鞋带，各种的碎皮料，各种的小配件应有尽有，俨然一个「百宝箱」。
记得大学时，同学滑岸冰时把腿给摔折了，上了石膏。到了暑期放假，让我倍着去医院想把石膏拆了。不凑巧的是那天医院骨科门诊休息。眼瞅着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回老家，火车票也都买好了，蛮急人的。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两人悻悻然出了医院大门回公交车站走的时候，看见了不远处弄堂口的一个皮匠摊。我说我来拆石膏，问他敢不敢？他说行。我上前，问老皮匠借了把鞋匠钳，像剪指甲一般，硬是将整条腿上的石膏一点一点地给剪了下来。
要是当初我转行当皮匠，现如今不但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老皮匠」，还全能：修鞋、磨刀，再就是捎带着拆石膏。
《徽州木雕》M0000000004 · 2018年10月3日摄于中国江西婺源游山村
这是婺源游山村一座「一里户」民宅大梁与立柱之间的一件镂空木雕，应该属于装饰件，生动细致，非常精美。
徽州木雕是传统「徽州三雕」，即砖雕、木雕及石雕。徽州的传统建筑多为砖木石结构，徽州的砖、木、石三雕源自建筑装饰。
徽州木雕见于当地的建筑和家用器具装饰，一些大户人家几乎无木不雕。徽州木雕的题材非常广泛：人物山水、花乌鱼虫、神话传说、民俗风情，且多有寓意：或是飞黄腾达，或是丰衣足食，或是平安长寿，或是人嗣兴旺。
2006年，徽州木雕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秋丛绕舍似陶家》D0004000004 · 2013年11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上海共青国家森林公园
在汉语中，数字和名词之间，数字和动词之间往往会有一个词，这个词就是量词。汉语量词之丰富，变化之多，在全世界所有语言中绝无仅有。而且汉语的量词不仅仅只是通常意义上的量词，如果使用得当，会让文字变得生动形象，充满意趣。一条锦鲤、一把雨伞、一头骆驼、一个铜钱、一只白鸽，这样的表达都没有错，但读起来平庸无趣、平淡无奇。倘若换成：一尾锦鲤、一柄雨伞、一峰骆驼、一枚铜钱、一羽白鸽，意思没变，但感觉上却要鲜活得多。
汉语的量词是有形状的。同样是秤，不同的量词代表的是不同类型的秤。「一杆」一般用于旧式的杆秤，「一台」通常指的是台秤或电子秤，而「一架」一定说的是天平。
汉语的量词还有大小和多寡之分。比如水，可以是「一泓」、「一池」、「一汪」，也可以是「一掬」；再比如彩霞，多的叫「一片」，少的则叫「一抹」。
不仅如此，量词有时甚至可以用来表达某种状态。一只羊，可以是鲜活的，也可以是已经宰杀了的。但如果将「一只」改为「一腔」，那就特指宰杀了的羊。
汉语的很多量词都有固定搭配的习惯用法。比如「一羽」，多用于鸽子，而其他鸟类似乎更多的是用「一尾」。再比如，包了烤鸭、黄瓜条、大葱的蒸饼用什么量词？一个？一只？当然可以，但最在行的，是「一卷」。而煎饼果子反倒是不用「一卷」，在北方称「一套」，在上海则称「一副」。
很多时候，量词还会有明确无误的感情色彩。对于雕像，一般用「一座」，但对于伟人、圣人的雕像，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改用「一尊」。「一群」和「一伙」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比较中性，而后者则一定是在说歹徒或者黑帮。
尽管对汉语的理解仍处于知觉欣赏阶段，最多也就情感欣赏的初期，但仅量词就已经真真切切地被惊艳到了。
汉语很美。
《笼中鸟》E0400000001 · 2017年2月1日摄于中国广东广州
以《笼中鸟》作为谜面，打两个三国人物，谜底是关羽、张飞。
「羽」在古时通常泛指鸟类。中国古代将所有生物分为五大类，合称「五虫」：
毛虫，浑身长毛的，指兽类；羽虫，身披羽毛的，指鸟类；鳞虫，全身带鳞的，指鱼类；介虫，「介」通「甲」：介胄，介壳，指身裹甲壳的，即甲虫类；以及倮虫，「倮」通「裸」，即无毛、无羽、无鳞、无甲，指人类。见古籍《大戴礼记 · 易本命》：
「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
《水浒传》中称猛虎为「大虫」，亦基于此。
《天坛》A0108030004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崇文天坛公园
中国的传统色分为两类：正色和间色。其中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合称「五色」，其余均为间色。
在中国，「五色」的内涵极其广泛。无论是「五方」中的东、南、西、北、中，「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以及「五脏」中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其所对应的正色。
在中国封建时期，颜色被赋予了政治属性，不同的颜色代表着社会的不同阶层，对建筑和服饰的用色有着一整套严格的规制，违者会被视为重罪。
在礼仪方面，服饰的用色也有很多讲究，「衣正色，裳间色」、「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如此这般，可谓细致入微。
中国人历来重正色而轻间色，而正色相对于间色而言要更加的饱和和浓烈。这可能是中国人偏爱艳丽和明快的一大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