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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D0003000001 · 2011年4月23日摄于中国上海嘉定南翔古猗园

 

虞美人,罂粟科罂粟属植物,一年生草本。

虞美人寓意离别、悲歌,可能源于其名之由来。

相传项羽兵败垓下、四面楚歌之时,宠妃虞姬为断项羽后顾之忧,以剑自刎。血溅之处,艳花即生。此花便是「虞美人」。

北宋女词人魏夫人曾作《虞美人草行》:

 

鸿门玉斗纷如雪,十万降兵夜流血。

咸阳宫殿三月红,霸业已随烟烬灭。

刚强必死仁义王,阴陵失道非天亡。

英雄本学万人敌,何用屑屑悲红妆。

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

香魂夜逐剑光飞,清血化为原上草。

芳心寂寞寄寒枝,旧曲闻来似敛眉。

哀怨徘徊愁不语,恰如初听楚歌时。

滔滔逝水流今古,楚汉兴亡两丘土。

当年遗事总成空,慷慨尊前为谁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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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杜莎的眼睛》G0000000002 · 2013年6月6日摄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这是一盏充满了土耳其风情的艺术吊灯,其彩色玻璃灯罩的造型叫「美杜莎的眼睛」。

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妖,戈耳工三姐妹之一,居住在大洋俄刻阿诺斯的彼岸与黑夜之地相接的地方。父亲为大地盖亚与海洋蓬托斯之子福耳库斯,母亲为前两者之女,福耳库斯的姊妹刻托。戈耳工三姐妹都是面目狰狞的怪物,有黑色的翅膀、长满鳞片的身体、凶残的爪子、无数扭动着的毒蛇的头发。她们的舌头和两只大犬牙从嘴巴里面伸出来。她们具有超凡的魔力,能让所有看到她们的人和神变成石头。

在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有一座拜占庭时期建造的地下战备水库,里面就有美杜莎的石雕头像,被镇在两根巨大的石柱之下。

可能是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拜占庭人眼中的蛇发女妖在土耳其人的心目中成为了守护之神。「美杜莎的眼睛」也就成了「土耳其蓝眼睛」,也称「土耳其之眼」。

土耳其人深信,那些隐藏在幽暗处的「邪恶之眼」会给人带来厄运,而「美杜莎的眼睛」可以抵御「邪恶之眼」的侵扰,可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邪恶之眼」无处不在,因此,在土耳其,「美杜莎的眼睛」也无处不在:餐盘、珠宝、房门、包装袋、服装、汽车挂件,甚至还被镶嵌在人行道和建筑外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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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石榴汁的小贩》F0200000007 · 2013年6月6日摄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在伊斯坦布尔,经常能看见身穿土耳其民族服装、肩背大壶走街串巷叫卖鲜榨石榴汁的小贩。

土耳其盛产水果,其中又以石榴最为出名。土耳其石榴果粒饱满,像一颗颗红宝石般晶莹剔透。据说临潼石榴就是沿着丝绸之路由土耳其传入中原。

土耳其的葡萄汁色泽艳红,非常诱人,只是因为大都连皮带籽一起榨,略带苦涩。一塑料杯葡萄汁5里拉,差不多十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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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A3001000001 · 2012年6月22日摄于尼泊尔巴格马蒂加德满都帕斯帕提那神庙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巴格马蒂河畔有一座印度教神庙帕斯帕提那神庙。这座神庙不仅是尼泊尔最大的印度教神庙,而且也是印度次大陆最有名的湿婆神庙,世界文化遗产。

帕斯帕提那神庙前的巴格马蒂河岸排列着六座露天火葬台,是尼泊尔最大的印度教火葬场,帕斯帕提那神庙因此被中国人称为「烧尸庙」。

印度教徒死亡后,尸体被安放在帕斯帕提那神庙前巴格巴蒂河岸的一块木板上,亡者的亲友排着队,依次将巴格马蒂河的河水浇在尸体上。仪式结束后,尸体被抬上火葬台,脸朝下,俯卧在一层层堆放整齐的原木之上,随后原木被点燃。几分钟之后,尸体便被烈焰所吞噬。

在征得了亡者亲属的许可之后,我近距离目睹并拍摄了这一过程。

印度教徒对死亡的淡漠令人震惊。面对亲人的死亡,没有人哭天怆地,显得非常平静,守候在一边,直到亲人化作一缕青烟。这一切在印度教徒看来只是一次短暂的离别。

火葬结束后,骨灰被直接撒入巴格马蒂河。而河中,一个妇女若无其事地洗着衣服,她的身边还有几个嬉水的孩子。


《湘西风情》A0109010001 · 2011年6月22日摄于中国湖南凤凰

 

不知起于何时、何人,湘西的凤凰被认为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这一说法以讹传讹,流传甚广,最后竟有些约定俗成的意思了,以至于很多「文艺青年」说到凤凰必带出「边城」,就像一说佛罗伦萨必称「翡冷翠」一样。

「翡冷翠」倒也罢了,毕竟还是佛罗伦萨,只是翻译不同而已,但边城和凤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沈从文出生于凤凰,也确实写过一篇名为《边城》的小说。但在《边城》的开篇,沈从文就将边城交待得一清二楚: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

「茶峒」不是沈从文虚构的一个地方,现在还在,为湘西花垣县辖下的一座山镇,只是2005年之后更名为「边城」。

作为凤凰人,沈从文对自己的家乡非常熟悉。他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名字就叫《凤凰》,文中,沈从文将凤凰城的来龙去脉介绍得明明白白:

「一个好事的人,若从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寻找,一定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筸』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有一个小小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了数千户人口的。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的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荣枯的因缘。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五百余苗寨,各有千总守备镇守其间。

「这地方本名镇筸城,后改凤凰厅,入民国后,才升级改名凤凰县。」


《时尚巴黎》A2501000003 · 2011年3月6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看得到的,是模特儿的光鲜亮丽;看不到的,是她们的辛劳付出。埃菲尔铁塔前的这个模特儿明显是感冒了,在巴黎初春料峭的寒风中,穿着单薄的时装,一边擦着鼻涕,一边坚持拍广告。

「迷失在巴黎」,不是文艺青年说的那种灵魂的迷失,是迷路:拍完上面这张照片之后不到半小时,我在凯旋门附近把自己给弄丢了。

巴黎的城市格局和上海完全不同,道路不是横平竖直的「井」字形,而是辐射状的。凯旋门所在的戴高乐广场,大大小小竟有十二个路口,包括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独自一人拍完了凯旋门,逛够了香榭丽舍,准备返回停车场的时候开始犯迷糊了,不知道该朝哪个路口走。找人问路根本行不通,语言通不通暂且不说,糟糕的是,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幸这也不是第一次把自己弄丢了,不着急,坐在路边,点了支烟,一边抽,一边回放相机,翻到离开停车场后拍的第一张照片,是凯旋门。根据照片的拍摄角度,找到了拍摄时的机位,四下一张望,车果然就在不远处停着。

有了这次经验,随后几天一个人逛巴黎就再没迷过路:每到一个广场就拍一张照片,无论走多远,最后一个广场一个广场地往回找,十有八九能找到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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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ean Villas》A2801000002 · 2013年1月1日摄于越南岘港

 

在岘港的时候,我们入住的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酒店之一:The Ocean Villas。

The Ocean Villas在「缤客」和「携程」上都被列为五星,是岘港酒店排名非常靠前的一家度假型酒店。The Ocean Villas的客房均为独幢别墅,二楼为卧室,一楼为起居室、开放式厨房和餐厅、阳光景观庭院。起居室有一面墙可以完全打开,外面是一个露天小泳池。超大的浴缸被放置在卧室的一角,两边是全尺寸落地窗,可以很惬意地欣赏岘港的海景。

我们入住的时候,酒店似乎尚未全部完工,因为没有见到大堂,入住和离店手续都是在大门附近一幢别墅的底层办公室里办理。

The Ocean Villas的餐厅靠近海边和无边泳池,周边景色非常漂亮,在这里用餐绝对是一种享受。

The Ocean Villas的服务也非常令人满意,竭尽所能为旅客提供一切便利。通常只需一个电话,酒店的电瓶车会在几分钟之内到达门口,送你去酒店的任何地方。

The Ocean Villas美中不足的是位置相对较偏,但好处是环境幽静,而且沙滩游人不多,非常适合休闲度假。

2012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从顺化古都回到酒店,等待我们的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为迎接新年,酒店安排了一场免费的露天烧烤音乐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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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维发利》A0902000004 · 2014年7月24日摄于捷克卡罗维发利

 

除了温泉,卡罗维发利的国际电影节,即「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也同样闻名于世。

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是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13个A类电影节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之一。

1946年二战结束后,一群热心于电影事业的电影人在玛利亚温泉和卡罗维发利两地创办了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第一届电影节并不是竞赛性质的,共有来自7个国家的影片参展。开始几届电影节,为了照顾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本土电影获得了大部分奖项。之后的1948年2月,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政权,电影节开始由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电影部主办。

捷共执政后,电影节很大程度上需要为共产主义宣传服务。以至于不管是参选影片的甄选、奖项的颁发还是参赛嘉宾的邀请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在之后的数十年期间,电影节的各大奖项大多为社会主义国家出品的电影所包揽。这一原则某种程度上还体现在电影节的举办上。从1946年到1958年期间,除1953年和1955年未举行外,电影节每年举办一届。1959年以后,由于苏联创办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为了方便与之交替举行,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改为每两年举办一届,但从1994年起重新改回为每年举办一届。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也有不少西方电影参与了电影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电影节中也出现了很多的优秀作品。

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在1990年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多部之前被禁止放映的捷克本土电影被获准在电影节中播放。而之后几届中,多名国际著名电影人,特别是之前因布拉格之春被迫流亡美国的捷克著名导演米洛什 · 福尔曼的参加,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电影节的受欢迎程度和人气。而之后几年,参赛影片的质量日益提高,风格也日趋多元化,这些都提升了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形象,奠定了其世界优秀电影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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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维发利》A0902000003 · 2014年7月24日摄于捷克卡罗维发利

 

来卡罗维发利之前误会了,听说是「温泉小镇」,以为和日本的箱根、嬉野一样,有温泉泡。但到了这里之后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可能是受温泉的水量所限,卡罗维发利的温泉多供饮用而非沐浴。

卡罗维发利的大街上能见到很多精美的回廊,每一座回廊都有一眼自涌温泉供游人免费饮用。

温泉水免费,不等于不花钱就能喝上。在这些温泉边上,有很多售货亭,里面出售最多的是花样繁多、一巴掌大小的西洋式高颈瓷壶。这些瓷壶是专门用来接温泉的,大多数游客都会买上一只或几只,一来可以入乡随俗地接温泉,二来也可以作为蛮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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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维发利》A0902000002 · 2014年7月24日摄于捷克卡罗维发利

 

捷克的波西米亚地区温泉资源非常丰富,其中尤以卡罗维发利、佛朗季谢克和玛丽亚三地最为著名。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卡罗维发利温泉中含有30多种矿物质,对某些消化系统疾病和代谢功能紊乱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卡罗维发利真正的「疗效」,恐怕更多的还是来自心理暗示和良好的自然环境。

《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后,马克思开始着手后两卷的写作,而那时,他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的折磨和困扰。他的挚友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当时的健康状况时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马克思若干年来就时常失眠,而且越来越严重。《资本论》法译本带来的繁重工作,愈发加重了马克思的病情。」医生多次建议马克思到卡罗维发利疗养,但均因费用过高而未能成行,最后还是在恩格斯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才得以前往。经过连续3年、每次1个多月的疗养,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然而到了1877年,由于受到迫害,马克思的卡罗维发利疗养计划被迫中止,健康状况随即恶化。1883年,65岁的马克思与世长辞,最终未能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两部鸿篇巨制,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稿整理而成。

据说马克思当年下榻在日耳曼尼亚旅馆,遗憾的是,这座旅馆现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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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杯》F0300000055 · 2014年7月24日摄于捷克卡罗维发利

 

特普拉河谷山青水秀、风光怡人,加上温和的气候及充沛的雨量,是布拉格不可多得的后花园。这样一个地方,即使没有那次猎鹿奇遇,甚至即使没有温泉,对经常来此狩猎的查理四世来说,在这里修造一处行宫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想法了。

查理四世御医的医术如何不得而知,但对「读心术」的研究颇有心得,适时发表了一份「医学报告」,称卡罗维发利温泉疗效神奇。这份「医学报告」的问世不但催生了「查理庄园」,而且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都让卡罗维发利成了那个时代的「生茄子」和「板蓝根」。欧洲各地的王公贵族、社会名流纷至沓来,有病治病,无病养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名的音乐家路德维希 · 凡 · 贝多芬,他到卡罗维发利的目的是想治愈他的耳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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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维发利》A0902000001 · 2014年7月24日摄于捷克卡罗维发利

 

刚过而立之年,查理四世便从阵亡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波希米亚王位,随后不久,又因劲敌路易四世的猝死而兵不刃血地登上了觊觎多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宝座。

如日中天、踌躇满志的查理四世兴致勃勃地来到布拉格西北120公里的特普拉河谷狩猎。他射中了一头小鹿。中箭的小鹿并没有死,而是拖着伤腿逃入密林。查理四世带着他的猎犬紧追不舍。当他在一眼温泉中再次见到那头小鹿时,奇迹出现了:只见小鹿已伤愈如初,从泉水中一跃而起,转眼便重新消失在山林之中。

查理四世没有猎获小鹿,却意外发现了神奇的温泉,这让他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不久便在这里为自己修造了「卡罗维发利」,即「查理庄园」。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查理庄园的修造,开启了卡罗维发利的历史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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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伊斯特万大教堂》A2701000001 · 2014年7月22日摄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1851年,匈牙利为庆祝45年后的建国1000年庆典动工修建一座新的大教堂,并以匈牙利王国第一任国王伊斯特万一世的名字命名。这对伊斯特万而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因为在基督教世界中,名字能被用于教堂的命名非神即圣。

公元896年,七个属于游牧民族的马札儿人部落以及包括三个突厥哈札尔部落在内的其他部落组成联盟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征服了住在中部平原、人口稀少的其他民族,开始在匈牙利大平原定居。但这些游牧部落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不断对包括意大利、德国,还有法兰克王国等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进行袭扰和劫掠,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心腹之患。这一切直到公元955年8月10日,匈牙利人在奥格斯堡战役中被东法兰克王奥托一世率领的欧洲军队彻底击溃才告终结。

公元996年,当时的匈牙利王伊斯特万与巴伐利亚公爵亨利二世之女吉赛拉联姻后受洗成为基督徒,次年便开始平定国内异教徒叛乱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权在握的伊斯特万在马扎尔民族中强制推行基督教,让这个游牧民族部落融入完全融入欧洲主流社会。他的这些举措深得欧洲人的赞赏,并于公元1000年圣诞节那天获匈牙利国王封号。公元1001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为他正式加冕,伊斯特万成为伊斯特万一世,匈牙利成为了匈牙利王国,由此融入欧洲基督教大家庭,从「欧洲之祸」变成「欧洲之盾」。

鉴于伊斯特万一世对基督教世界的巨大贡献,1083年他被教廷宣布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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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袋斜街》A0108020002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西城

 

在上海,干道叫「大马路」,支路叫「小马路」或「横马路」,再小点的,叫「弄堂」;而在北京,感觉大路多叫「大街」,小点的路叫「巷子」,再小点的则叫「胡同」。

北京地广人多,除了住皇城的,一多半儿就都住在胡同里,因此胡同特别多,多到全北京恐怕没人能弄得明白整个京城到底有多少条胡同。那天在火车站打车去交道口南大街的菊儿胡同,开车的师傅是个老北京,道挺熟,可一到交道口南大街,车立马慢了下来:「北京的胡同特多,不好找。您管右手,我看着左手,一起帮着找找。」

兴许是胡同实在太多,起名成了件头疼的事儿。所以胡同的名儿感觉都是随便起的:宽的叫「宽街」,窄的叫「夹道」,一头宽一头窄的叫「小喇叭」;斜的叫「斜街」,长的叫「竹杆」,低的叫「下洼子」,短的叫「一尺大街」。还有些更是逮啥叫啥,想哪是哪:「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等等等;既有「百花深处胡同」和「杏花天胡同」的阳春白雪,也有「狗尾巴胡同」和「羊尾巴胡同」的下里巴人。

想想也是,不就是个名嘛,叫啥不住人。相反,我倒是觉得,像这样的名子比「长安」、「万安」、「永安」更有个性,好记,且妙趣横生。


《丹陛桥》A0108030002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崇文天坛公园

 

北京的天坛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砖石道,南连圜丘的成贞门,北接祈谷坛的南砖门。这条道叫「丹陛桥」,是天坛的主轴线。

丹陛桥全长360米,宽29.4米,分三条道:中间这条石道不走人,而是专为神仙而设,所以叫「神道」;石道的两侧各有一条砖道,皇上走东边的「御道」,其他人等走西边的「王道」。

丹陛桥之所以称为「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条道南低北高,行在这条道上步步高升,能上天,是登天之桥;但另一种说法似乎更靠谱些:因为这条道下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券洞,所以是桥而不是道。

桥下的这个券洞叫「进牲门」,每当举行祭天大典时,供奉的牲畜被从西南的「牺牲所」通过进牲门赶进东北的宰牲亭宰杀。牲畜一旦通过进牲门后便再无生还希望。进牲门也因此被称为「鬼门关」。


《永安桥和白塔》A0108020001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西城北海公园

 

坐落于北京西城北海公园内的白塔原名「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因建于万安寺,也名「万安寺塔」。该塔塔座、塔身通体洁白,俗称「白塔」。

1260年,忽必烈即位,成了蒙古汗国第五位大汗。为了进一步向南征伐,忽必烈决定在原金中都郊外的大宁宫,即现今北海公园建立新都。

1271年,忽必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是年,在清理辽代永安寺遗址时,在残存的「释迦舍利之塔」的塔基下,发现了20颗释迦牟尼舍利,同时还有一枚「至元通宝」铜钱。这一发现令忽必烈兴奋不已,因为他的年号正是「至元」。兴奋之余,忽必烈「恒虑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为基,莫如起塔,冀神龙之扶护,资社稷之久长。」

忽必烈是一个佛教徒,尊奉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为「帝师」,曾接受过他的「金刚灌顶」。忽必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来缘于他一直奉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国策,二来也想以此来强化西藏对朝廷的归顺。

新建的佛塔采用了藏传佛教盛行的「覆钵」式塔,由尼泊尔著名匠人阿尼哥设计、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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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家清真寺》A0803000001 · 2015年6月2日摄于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来西亚地处中国南海「九段线」最南端,东、西两部分呈倒「八」字,东边称为「东马」,西边称为「西马」。

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南洋一带均为其殖民地。到上世纪中叶,随着英国的日渐衰微,西边的马来亚和新加坡,东边的文莱、沙捞越和沙巴纷纷独立。

到上世纪60年代,独立的新加坡由于地域狭小,人口也不多,加上缺乏资源,尤其是淡水,当时的总理李光耀便提出与马来亚合并;而独立不久的马来亚正陷入财政困境,与新加坡合并后,可以增加不少的税收。但马来亚担心,一旦与新加坡合并后,华人的比例会随之增加,马来人将不再占优。时任马来亚首相东姑设想成立一个包括东边的文莱、沙捞越和沙巴在内的大联盟,即所谓的「马来西亚计划」。但文莱因国内民众的反对最终没有加入这一计划。

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在内的大联盟改名「马来西亚联邦」,简称「大马」。

联邦成立后不久,东姑感觉到李光耀的新加坡日渐强势,已经影响到马来人的地位,便以国会决议的形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新加坡不久便宣告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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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A2501000002 · 2011年3月8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塞纳河蜿蜒着从巴黎市中心穿过,将城市一分为二。顺着塞纳河的流向,右边称为「右岸」,而左边则称为「左岸」。

对于巴黎人而言,塞纳河的右岸和左岸,不仅仅只是两个不同的区域,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巴黎人有一个笑话:在左岸散步,从你身边匆匆而过的不是教授就是大学生;而在右岸,走路时注意不要踩别人的脚,因为那十有八九是一双蹬着高级皮鞋的银行家的脚。

香榭丽舍大道、刚果广场、凯旋门、卢浮宫,以及众多的银行、金融集团、保险公司、股票交易所、商厦和酒店都在塞纳河的右岸;而左岸则是罗丹博物馆、克吕尼馆,以及众多的学院、教育机构、出版社、小剧场、书店、美术馆、画廊、酒吧和咖啡馆。塞纳河两岸不同的气息和氛围,使得右岸成为了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聚焦地,权力、地位、财富、物欲和喧哗;而左岸则成为了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天堂,奔放、不羁、叛逆、激情和寂寥。

很多人跑去「左岸」喝一杯咖啡,为的是感受一下巴黎的浪漫和情调,但浪漫和情调只是左岸的表象,它的本质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和一种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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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A2601000002 · 2011年3月9日摄于瑞士伯恩

 

瑞士,可能和你的想像不同。

瑞士联邦是一个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且受到《国际法》保护的「永久中立国」,这让这个国家在二战期间得以幸免。情况似乎是这样。但问题是,当时同样宣布中立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和挪威并没有瑞士这么幸运,战争开始后便遭到了纳粹德国战车的无情辗压。瑞士何以能独善其身?

瑞士人的强悍和全民皆兵的政策让纳粹德国有所顾忌,加上瑞士多山的地形不利于纳粹德国机械化部队作战,这些都是希特勒没有贸然入侵瑞士的重要原因。另外的重要原因是德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渊源。

在瑞士人口中,日耳曼人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日耳曼是瑞士的主体民族。在德国人眼里,瑞士人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是住在瑞士的德国人。此外,在二战期间,轴心国完全控制了瑞士对外贸易的所有通道,瑞士只能从德国获得像煤炭和钢铁这样关乎国家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这让瑞士联邦很难保持其所声称的「中立」。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瑞士和德国的关系一直很暧昧。

大战爆发不久,瑞方就向纳粹德国提供了1.5亿瑞士法郎的巨额贷款。除此之外,瑞士还向德国提供电力,让德国工厂保持生产,直至1945年3月德国败局已定时才停止。瑞士各大表厂还同向德国供应精密零件。苏黎世的军工厂提供的40毫米口径高射炮,是德国应付盟军空袭的重要防卫武器。瑞士还拒绝帮助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瑞士当局明确规定,「犹太人不应当视为政治难民」。到正式开战时,瑞士已在边境拦截了10多万犹太人入境。瑞士有时甚至直接把这些人交到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手上。瑞士银行侵吞犹太人财产,充当纳粹黄金保险箱,据称,当时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90%的黄金交易就是通过瑞士银行进行的。纳粹通过战争掠夺来的巨额财产,也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瑞士银行。在瑞士银行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宝贵的外汇,从而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维持战争的重要物资。纳粹德国帝国银行副行长索性露骨地说:「瑞士允许自由的外汇交易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我们至今仍让它保持独立的一个基本原则。」

战后,德国的《周报》指出,瑞士的「中立」只差没有同第三帝国正式合作而已。

瑞士联邦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本来很有可能要受到国际社会的清算,只是由于冷战的开始,清算最终没有实施。


《台北即景》A0103010001 · 2016年10月27日摄于中国台湾台北

 

摩托车,台湾称「机车」。

在台湾,尤其是台北街头,每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当路口的红灯变绿时,便会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无数的机车呼啸着穿过路口,场面蔚为壮观。

机车,俨然是台湾的一道亮丽风景。上下班、逛街、购物、接送小孩,但凡是短距离路程,台湾人都会选择机车出行。与欧美国家常见的大排量摩托车不同,台湾街头常见的是小巧便捷的轻骑摩托车。

骑机车出行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既不用担心塞车,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停车。

正因为舒适便捷,男女都对机车青睐有加。台北不少白领都选择骑机车上班,路途远的,就开机车到捷运站,停在固定的停车位,然后再搭乘捷运去上班。

和上海对摩托车限制性的管理不同,台湾对机车的态度不仅宽容,而且还予以多种便利和优惠:在等信号灯时,机车的停车线是在汽车前;在大型商场、捷运站、学校、社区甚至绿化带中,都给机车预留足够多的停车位,即使在繁华地段,也没有对机车停车收费;在足够宽阔的道路中,还规划出专门用于机车的行驶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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