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岘港风光》A2801000001 · 2013年1月1日摄于越南岘港

2012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两口子一合计，说在南方找个地方避几天寒。海南是一个选择，但几年前曾经去过海南，风光还可以，但体验并不是特别好，最后选择了越南的岘港。

选择岘港，有太多的理由：其一，岘港地处越南中部，濒临南中国海，纬度比海南还低，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西沙。岘港属于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而且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四月正值当地的旱季，算是岘港最佳的旅游季节；其二，岘港除了拥有旑旎的自然风光之外，离会安古城、顺化古都都不远，人文风光也非常丰富；其三，越南整体的消费水平不高，岘港自然也不会例外；其四，岘港的旅游业发展得相对成熟，比国内的很多地方要规范。最后还有一点：之前从没到过越南，也是想去越南看看。

一切都计划好之后，两口子带上夏装，当然还有泳衣和沙滩裤，飞到了岘港，准备好好享受一下岘港的阳光和沙滩。谁知一下飞机，本以为迎面而来的会是一股热浪，结果却是一阵寒风，穿着冲锋衣还冻得直哆嗦。原来那几天岘港意外降温。

两口子四目相对，忍俊不禁：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卡罗维发利》A0902000004 · 2014年7月24日摄于捷克卡罗维发利

除了温泉，卡罗维发利的国际电影节，即「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也同样闻名于世。

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是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13个A类电影节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之一。

1946年二战结束后，一群热心于电影事业的电影人在玛利亚温泉和卡罗维发利两地创办了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第一届电影节并不是竞赛性质的，共有来自7个国家的影片参展。开始几届电影节，为了照顾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本土电影获得了大部分奖项。之后的1948年2月，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政权，电影节开始由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电影部主办。

捷共执政后，电影节很大程度上需要为共产主义宣传服务。以至于不管是参选影片的甄选、奖项的颁发还是参赛嘉宾的邀请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在之后的数十年期间，电影节的各大奖项大多为社会主义国家出品的电影所包揽。这一原则某种程度上还体现在电影节的举办上。从1946年到1958年期间，除1953年和1955年未举行外，电影节每年举办一届。1959年以后，由于苏联创办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为了方便与之交替举行，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改为每两年举办一届，但从1994年起重新改回为每年举办一届。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也有不少西方电影参与了电影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电影节中也出现了很多的优秀作品。

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在1990年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多部之前被禁止放映的捷克本土电影被获准在电影节中播放。而之后几届中，多名国际著名电影人，特别是之前因布拉格之春被迫流亡美国的捷克著名导演米洛什 · 福尔曼的参加，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电影节的受欢迎程度和人气。而之后几年，参赛影片的质量日益提高，风格也日趋多元化，这些都提升了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形象，奠定了其世界优秀电影节的地位。

《卡罗维发利》A0902000003 · 2014年7月24日摄于捷克卡罗维发利

来卡罗维发利之前误会了，听说是「温泉小镇」，以为和日本的箱根、嬉野一样，有温泉泡。但到了这里之后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可能是受温泉的水量所限，卡罗维发利的温泉多供饮用而非沐浴。

卡罗维发利的大街上能见到很多精美的回廊，每一座回廊都有一眼自涌温泉供游人免费饮用。

温泉水免费，不等于不花钱就能喝上。在这些温泉边上，有很多售货亭，里面出售最多的是花样繁多、一巴掌大小的西洋式高颈瓷壶。这些瓷壶是专门用来接温泉的，大多数游客都会买上一只或几只，一来可以入乡随俗地接温泉，二来也可以作为蛮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卡罗维发利》A0902000002 · 2014年7月24日摄于捷克卡罗维发利

捷克的波西米亚地区温泉资源非常丰富，其中尤以卡罗维发利、佛朗季谢克和玛丽亚三地最为著名。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卡罗维发利温泉中含有30多种矿物质，对某些消化系统疾病和代谢功能紊乱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卡罗维发利真正的「疗效」，恐怕更多的还是来自心理暗示和良好的自然环境。

《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后，马克思开始着手后两卷的写作，而那时，他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的折磨和困扰。他的挚友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当时的健康状况时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马克思若干年来就时常失眠，而且越来越严重。《资本论》法译本带来的繁重工作，愈发加重了马克思的病情。」医生多次建议马克思到卡罗维发利疗养，但均因费用过高而未能成行，最后还是在恩格斯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才得以前往。经过连续3年、每次1个多月的疗养，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然而到了1877年，由于受到迫害，马克思的卡罗维发利疗养计划被迫中止，健康状况随即恶化。1883年，65岁的马克思与世长辞，最终未能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两部鸿篇巨制，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稿整理而成。

据说马克思当年下榻在日耳曼尼亚旅馆，遗憾的是，这座旅馆现已不复存在。

《干杯》F0300000055 · 2014年7月24日摄于捷克卡罗维发利

特普拉河谷山青水秀、风光怡人，加上温和的气候及充沛的雨量，是布拉格不可多得的后花园。这样一个地方，即使没有那次猎鹿奇遇，甚至即使没有温泉，对经常来此狩猎的查理四世来说，在这里修造一处行宫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想法了。

查理四世御医的医术如何不得而知，但对「读心术」的研究颇有心得，适时发表了一份「医学报告」，称卡罗维发利温泉疗效神奇。这份「医学报告」的问世不但催生了「查理庄园」，而且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都让卡罗维发利成了那个时代的「生茄子」和「板蓝根」。欧洲各地的王公贵族、社会名流纷至沓来，有病治病，无病养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名的音乐家路德维希 · 凡 · 贝多芬，他到卡罗维发利的目的是想治愈他的耳聋。

《卡罗维发利》A0902000001 · 2014年7月24日摄于捷克卡罗维发利

刚过而立之年，查理四世便从阵亡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波希米亚王位，随后不久，又因劲敌路易四世的猝死而兵不刃血地登上了觊觎多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宝座。

如日中天、踌躇满志的查理四世兴致勃勃地来到布拉格西北120公里的特普拉河谷狩猎。他射中了一头小鹿。中箭的小鹿并没有死，而是拖着伤腿逃入密林。查理四世带着他的猎犬紧追不舍。当他在一眼温泉中再次见到那头小鹿时，奇迹出现了：只见小鹿已伤愈如初，从泉水中一跃而起，转眼便重新消失在山林之中。

查理四世没有猎获小鹿，却意外发现了神奇的温泉，这让他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不久便在这里为自己修造了「卡罗维发利」，即「查理庄园」。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查理庄园的修造，开启了卡罗维发利的历史帷幕。

《圣伊斯特万大教堂》A2701000001 · 2014年7月22日摄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1851年，匈牙利为庆祝45年后的建国1000年庆典动工修建一座新的大教堂，并以匈牙利王国第一任国王伊斯特万一世的名字命名。这对伊斯特万而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因为在基督教世界中，名字能被用于教堂的命名非神即圣。

公元896年，七个属于游牧民族的马札儿人部落以及包括三个突厥哈札尔部落在内的其他部落组成联盟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征服了住在中部平原、人口稀少的其他民族，开始在匈牙利大平原定居。但这些游牧部落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不断对包括意大利、德国，还有法兰克王国等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进行袭扰和劫掠，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心腹之患。这一切直到公元955年8月10日，匈牙利人在奥格斯堡战役中被东法兰克王奥托一世率领的欧洲军队彻底击溃才告终结。

公元996年，当时的匈牙利王伊斯特万与巴伐利亚公爵亨利二世之女吉赛拉联姻后受洗成为基督徒，次年便开始平定国内异教徒叛乱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权在握的伊斯特万在马扎尔民族中强制推行基督教，让这个游牧民族部落融入完全融入欧洲主流社会。他的这些举措深得欧洲人的赞赏，并于公元1000年圣诞节那天获匈牙利国王封号。公元1001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为他正式加冕，伊斯特万成为伊斯特万一世，匈牙利成为了匈牙利王国，由此融入欧洲基督教大家庭，从「欧洲之祸」变成「欧洲之盾」。

鉴于伊斯特万一世对基督教世界的巨大贡献，1083年他被教廷宣布为圣人。

《烟袋斜街》A0108020002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西城

在上海，干道叫「大马路」，支路叫「小马路」或「横马路」，再小点的，叫「弄堂」；而在北京，感觉大路多叫「大街」，小点的路叫「巷子」，再小点的则叫「胡同」。

北京地广人多，除了住皇城的，一多半儿就都住在胡同里，因此胡同特别多，多到全北京恐怕没人能弄得明白整个京城到底有多少条胡同。那天在火车站打车去交道口南大街的菊儿胡同，开车的师傅是个老北京，道挺熟，可一到交道口南大街，车立马慢了下来：「北京的胡同特多，不好找。您管右手，我看着左手，一起帮着找找。」

兴许是胡同实在太多，起名成了件头疼的事儿。所以胡同的名儿感觉都是随便起的：宽的叫「宽街」，窄的叫「夹道」，一头宽一头窄的叫「小喇叭」；斜的叫「斜街」，长的叫「竹杆」，低的叫「下洼子」，短的叫「一尺大街」。还有些更是逮啥叫啥，想哪是哪：「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等等等；既有「百花深处胡同」和「杏花天胡同」的阳春白雪，也有「狗尾巴胡同」和「羊尾巴胡同」的下里巴人。

想想也是，不就是个名嘛，叫啥不住人。相反，我倒是觉得，像这样的名子比「长安」、「万安」、「永安」更有个性，好记，且妙趣横生。

《丹陛桥》A0108030002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崇文天坛公园

北京的天坛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砖石道，南连圜丘的成贞门，北接祈谷坛的南砖门。这条道叫「丹陛桥」，是天坛的主轴线。

丹陛桥全长360米，宽29.4米，分三条道：中间这条石道不走人，而是专为神仙而设，所以叫「神道」；石道的两侧各有一条砖道，皇上走东边的「御道」，其他人等走西边的「王道」。

丹陛桥之所以称为「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条道南低北高，行在这条道上步步高升，能上天，是登天之桥；但另一种说法似乎更靠谱些：因为这条道下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券洞，所以是桥而不是道。

桥下的这个券洞叫「进牲门」，每当举行祭天大典时，供奉的牲畜被从西南的「牺牲所」通过进牲门赶进东北的宰牲亭宰杀。牲畜一旦通过进牲门后便再无生还希望。进牲门也因此被称为「鬼门关」。

《祈年殿》A0108030001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崇文天坛公园

祈年殿前身为「大祈殿」，原为矩形大殿，用于合祀天、地，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是天坛最早的建筑物，嘉靖十九年拆除后，嘉靖二十四年建成三重顶圆殿，名为「大享殿」，殿顶覆盖上青、中黄、下绿三色琉璃，寓意天、地、万物。清乾隆十六年改三色瓦为统一的蓝瓦金顶，更名「祈年殿」，为大清孟春祈谷的专用建筑。

祈年殿于光绪十五年毁于雷火，数年后按原样重建。

祈年殿是天坛的主体建筑，又称祈谷殿，是明清两代皇帝孟春祈谷之所。它是一座镏金宝顶、蓝瓦红柱、金碧辉煌的彩绘三层重檐圆形大殿。祈年殿采用的是上殿下屋的构造形式。大殿建于高6米的白石雕栏环绕的三层汉白玉圆台上，即为祈谷坛，颇有拔地擎天之势，壮观恢弘。祈年殿为砖木结构，殿高38米，直径32米，三层重檐向上逐层收缩作伞状。建筑独特，无大梁长檩及铁钉，二十八根楠木巨柱环绕排列，支撑着殿顶的重量。祈年殿是按照「敬天礼神」的思想设计的，殿为圆形，象征天圆；瓦为蓝色，象征蓝天。

殿的内部结构比较独特：不用大梁和长檩，仅用楠木柱和枋桷相互衔接支撑屋顶。殿内柱子的数目，据说也是按照天象建立起来的。内围的四根「龙井柱」象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中围的十二根「金柱」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外围的十二根「檐柱」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中层和外层相加的二十四根，象征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三层总共二十八根象征天上二十八星宿。再加上柱顶端的八根铜柱，总共三十六根，象征三十六天罡。殿内地板的正中是一块圆形大理石，带有天然的龙凤花纹，与殿顶的蟠龙藻井和四周彩绘金描的龙凤和玺图案相互呼应，使整座殿堂显得十分富丽堂皇。宝顶下的雷公柱则象征皇帝的「一统天下」。祈年殿的藻井是由两层斗栱及一层天花组成，中间为金色龙凤浮雕，结构精巧，富丽华贵。

殿的殿座就是圆形的祈谷坛，三层6米高，气势巍峨。坛周有矮墙一重，东南角设燔柴炉、瘗坎、燎炉和具服台。坛北有皇干殿，面阔五间，原先放置祖先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坛边还有祈年门、神库、神厨、宰牲亭、走牲路和长廊等附属建筑。长廊南面的广场上有七星石，是嘉靖年间放置的镇石。

《永安桥和白塔》A0108020001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西城北海公园

坐落于北京西城北海公园内的白塔原名「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因建于万安寺，也名「万安寺塔」。该塔塔座、塔身通体洁白，俗称「白塔」。

1260年，忽必烈即位，成了蒙古汗国第五位大汗。为了进一步向南征伐，忽必烈决定在原金中都郊外的大宁宫，即现今北海公园建立新都。

1271年，忽必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是年，在清理辽代永安寺遗址时，在残存的「释迦舍利之塔」的塔基下，发现了20颗释迦牟尼舍利，同时还有一枚「至元通宝」铜钱。这一发现令忽必烈兴奋不已，因为他的年号正是「至元」。兴奋之余，忽必烈「恒虑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为基，莫如起塔，冀神龙之扶护，资社稷之久长。」

忽必烈是一个佛教徒，尊奉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为「帝师」，曾接受过他的「金刚灌顶」。忽必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来缘于他一直奉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国策，二来也想以此来强化西藏对朝廷的归顺。

新建的佛塔采用了藏传佛教盛行的「覆钵」式塔，由尼泊尔著名匠人阿尼哥设计、督造。

《天安门》A0108010001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东城

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在建成至今将近6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天安门曾先后经历过多次重建。

永乐十五年，明成祖将都城从金陵北迁至北京，他的随从之一，明代著名的建筑家苏州人蒯祥先期北上，参与新都城的建筑设计，其中就包括了天安门。

天安门共建造了四年，于永乐十九年竣工，当时并非城门，而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五洞」的木质牌坊，匾额题字「承天之门」四字，意「承天启运」、「受命于天」。

不幸的是，三十六年后，也就是明天顺元年，承天门因雷击被毁。八年后，即成化元年，由时任工部尚书白圭主持，将所毁牌楼重建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门楼。不料，到了明朝末年，承天门再次焚毁。

清顺治八年，承天门再次重建。建成后的新楼高33.7米，广9间，进深5间，匾额题字为满、汉、蒙三种文字「天安之门」，意「受命于天」、「安邦治民」。辛亥革命后，当时的北洋政府重新题匾时，不仅去除了满、蒙两种文字，只保留了汉字，而且还去除了「天安之门」中间的「之」字，成为「天安门」。

新中国成立后，匾额由国徽取而代之，但「天安门」一名被保留了下来。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天安门还有过一次彻底的解体重建，并保持至今。

《马来西亚国家清真寺》A0803000001 · 2015年6月2日摄于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来西亚地处中国南海「九段线」最南端，东、西两部分呈倒「八」字，东边称为「东马」，西边称为「西马」。

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南洋一带均为其殖民地。到上世纪中叶，随着英国的日渐衰微，西边的马来亚和新加坡，东边的文莱、沙捞越和沙巴纷纷独立。

到上世纪60年代，独立的新加坡由于地域狭小，人口也不多，加上缺乏资源，尤其是淡水，当时的总理李光耀便提出与马来亚合并；而独立不久的马来亚正陷入财政困境，与新加坡合并后，可以增加不少的税收。但马来亚担心，一旦与新加坡合并后，华人的比例会随之增加，马来人将不再占优。时任马来亚首相东姑设想成立一个包括东边的文莱、沙捞越和沙巴在内的大联盟，即所谓的「马来西亚计划」。但文莱因国内民众的反对最终没有加入这一计划。

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在内的大联盟改名「马来西亚联邦」，简称「大马」。

联邦成立后不久，东姑感觉到李光耀的新加坡日渐强势，已经影响到马来人的地位，便以国会决议的形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新加坡不久便宣告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

《上海玻璃博物馆展品》C0000000001 · 2015年7月4日摄于中国上海宝山上海玻璃博物馆

位于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的上海玻璃博物馆，其前身是上海轻工玻璃公司的玻璃窑炉车间。上海玻璃博物馆由上海轻工玻璃有限公司发起并资助建立，现由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管，为非盈利私立博物馆。

这是一家极具现代概念的博物馆，外部立面由上海的德国罗昂建筑公司设计，一个由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电影制片人及多媒体专家组成的国际化团队「协调亚洲」负责内部的整体概念、设计、监理、展览策划及市场运作。

展厅内部元素，包括展柜、地面、家具和墙体在内，仅仅使用黑色的烤漆玻璃加以装饰，而曾经的玻璃窑炉车间开放式工作室顶棚、粗糙的车间地面和墙壁等都被设计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艺术总监迪尔曼·图蒙是这样解释他对博物馆的解理：「中国的博物馆经常只是展品上的大量积累与展示，参观者通常只是从一个展柜到另一个展柜参观欣赏，感觉像被拒之门外而没有被融入其中。这种参观没有什么特别的体验，更没有按个人爱好来吸取知识的机会。只是跟着节拍走。我们试图打破之一概念，为参观者创造出一种玻璃万花筒的印象效果及兴趣点，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独立思考。」

他确实做到了。除了丰富的展品，置身于上海玻璃博物馆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塞纳河》A2501000002 · 2011年3月8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塞纳河蜿蜒着从巴黎市中心穿过，将城市一分为二。顺着塞纳河的流向，右边称为「右岸」，而左边则称为「左岸」。

对于巴黎人而言，塞纳河的右岸和左岸，不仅仅只是两个不同的区域，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巴黎人有一个笑话：在左岸散步，从你身边匆匆而过的不是教授就是大学生；而在右岸，走路时注意不要踩别人的脚，因为那十有八九是一双蹬着高级皮鞋的银行家的脚。

香榭丽舍大道、刚果广场、凯旋门、卢浮宫，以及众多的银行、金融集团、保险公司、股票交易所、商厦和酒店都在塞纳河的右岸；而左岸则是罗丹博物馆、克吕尼馆，以及众多的学院、教育机构、出版社、小剧场、书店、美术馆、画廊、酒吧和咖啡馆。塞纳河两岸不同的气息和氛围，使得右岸成为了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聚焦地，权力、地位、财富、物欲和喧哗；而左岸则成为了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天堂，奔放、不羁、叛逆、激情和寂寥。

很多人跑去「左岸」喝一杯咖啡，为的是感受一下巴黎的浪漫和情调，但浪漫和情调只是左岸的表象，它的本质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和一种生活态度。

《阿尔卑斯》A2601000002 · 2011年3月9日摄于瑞士伯恩

瑞士，可能和你的想像不同。

瑞士联邦是一个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且受到《国际法》保护的「永久中立国」，这让这个国家在二战期间得以幸免。情况似乎是这样。但问题是，当时同样宣布中立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和挪威并没有瑞士这么幸运，战争开始后便遭到了纳粹德国战车的无情辗压。瑞士何以能独善其身？

瑞士人的强悍和全民皆兵的政策让纳粹德国有所顾忌，加上瑞士多山的地形不利于纳粹德国机械化部队作战，这些都是希特勒没有贸然入侵瑞士的重要原因。另外的重要原因是德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渊源。

在瑞士人口中，日耳曼人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日耳曼是瑞士的主体民族。在德国人眼里，瑞士人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是住在瑞士的德国人。此外，在二战期间，轴心国完全控制了瑞士对外贸易的所有通道，瑞士只能从德国获得像煤炭和钢铁这样关乎国家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这让瑞士联邦很难保持其所声称的「中立」。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瑞士和德国的关系一直很暧昧。

大战爆发不久，瑞方就向纳粹德国提供了1.5亿瑞士法郎的巨额贷款。除此之外，瑞士还向德国提供电力，让德国工厂保持生产，直至1945年3月德国败局已定时才停止。瑞士各大表厂还同向德国供应精密零件。苏黎世的军工厂提供的40毫米口径高射炮，是德国应付盟军空袭的重要防卫武器。瑞士还拒绝帮助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瑞士当局明确规定，「犹太人不应当视为政治难民」。到正式开战时，瑞士已在边境拦截了10多万犹太人入境。瑞士有时甚至直接把这些人交到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手上。瑞士银行侵吞犹太人财产，充当纳粹黄金保险箱，据称，当时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90%的黄金交易就是通过瑞士银行进行的。纳粹通过战争掠夺来的巨额财产，也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瑞士银行。在瑞士银行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宝贵的外汇，从而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维持战争的重要物资。纳粹德国帝国银行副行长索性露骨地说：「瑞士允许自由的外汇交易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我们至今仍让它保持独立的一个基本原则。」

战后，德国的《周报》指出，瑞士的「中立」只差没有同第三帝国正式合作而已。

瑞士联邦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本来很有可能要受到国际社会的清算，只是由于冷战的开始，清算最终没有实施。

《台北即景》A0103010001 · 2016年10月27日摄于中国台湾台北

摩托车，台湾称「机车」。

在台湾，尤其是台北街头，每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当路口的红灯变绿时，便会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无数的机车呼啸着穿过路口，场面蔚为壮观。

机车，俨然是台湾的一道亮丽风景。上下班、逛街、购物、接送小孩，但凡是短距离路程，台湾人都会选择机车出行。与欧美国家常见的大排量摩托车不同，台湾街头常见的是小巧便捷的轻骑摩托车。

骑机车出行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既不用担心塞车，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停车。

正因为舒适便捷，男女都对机车青睐有加。台北不少白领都选择骑机车上班，路途远的，就开机车到捷运站，停在固定的停车位，然后再搭乘捷运去上班。

和上海对摩托车限制性的管理不同，台湾对机车的态度不仅宽容，而且还予以多种便利和优惠：在等信号灯时，机车的停车线是在汽车前；在大型商场、捷运站、学校、社区甚至绿化带中，都给机车预留足够多的停车位，即使在繁华地段，也没有对机车停车收费；在足够宽阔的道路中，还规划出专门用于机车的行驶车道。

《西班牙台阶》A0401000001 · 2011年3月11日摄于意大利拉齐奥罗马西班牙广场

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有一个纯正意大利血统的广场，却被莫名其妙地称为了「西班牙广场」，而且这个「西班牙广场」比西班牙的任何一个西班牙广场都要出名。

罗马的西班牙广场有一段台阶，拾级而上，是罗马著名的教堂「圣三一教堂」。这段台阶是罗马城最具浪漫色彩的「西班牙台阶」。

圣三一教堂由波旁王朝时期的法国国王出资修建，1495年开工，历时8年，于1503年竣工。这一面子工程完工后，后续的配套工程却迟迟未能跟上，通往教堂的道路整整崎岖了两百多年，真真正正的怨声载道。直到1725年，在获得当年的法国大使资助后，罗马当局才着手修建这段台阶。让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段由法国人出资，由意大利人设计的巴洛克风格台阶，仅仅只是因为靠近西班牙大使馆而被称为了「西班牙台阶」，广场也就成了「西班牙广场」。更让法国人感到郁闷的是，法国人本来想在圣三一教堂前面放置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骑马雕像，但教皇考虑到当时西班牙与法国正两国的敌对关系而残忍地打消了法国人的这一念头。

西班牙台阶的设计者是17世纪1意大利杰出的巴洛克雕塑大师洛伦佐 · 贝尼尼，他被认为是意大利巴洛克建筑最伟大的代表。西班牙台阶与其说是台阶，不如说是一件巴洛克风格建筑的经典之作更为确切。从整体上看，西班牙台阶像是一架放倒的竖琴，而从细部看，138级台阶，或宽或窄，或平或斜，各不相同，充满了韵律感和节奏感。

由于著名的奥黛丽 · 赫本在著名的电影《罗马假日》中饰演过的一位著名的公主曾在这段著名的台阶上吃过冰淇淋，西班牙台阶因此变得更加著名，甚而至于，西班牙广场的冰淇淋成了当地著名美食，而坐在西班牙台阶上吃西班牙广场冰淇淋更是成了一种著名风尚。

《小二》F0300000018 · 2016年10月25日摄于中国台湾屏东垦丁

闹闹头一天上幼儿园，一大家子都去送了。进了大门，按老师的指引找到了教室。教室门口挂着「小二班」的牌子。姥爷当时就乐了，说老师的眼光可真叫一个准，俺家这小子真有点「二」，被安排在小二班，也算是实至名归。他娘老子听到这话觉着很不爽。姥爷好心相劝：该知足了，要是换成「小三班」，等大了之后非弄出什么大动静来。

《百花大教堂》A0402000001 · 2011年3月10日摄于意大利托斯卡纳佛罗伦萨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百花大教堂」也叫「佛罗伦萨大教堂」、「花之圣母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

世界上庄严雄伟的教堂很多，但很少有教堂能像百花大教堂一样妩媚。这座使用白、红、绿三色花岗岩贴面的美丽教堂将文艺复兴时代所推崇的古典、优雅、自由诠释得淋漓尽致，因而有「花之圣母」之称。

百花大教堂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座伟大建筑。1295年动工，最后完工于1469年，历时174年。这座教堂大穹顶是继罗马万神庙之后的又一大穹顶，是天才建筑设计师菲利浦·布鲁内莱斯基的杰作。这位巨匠在完成这一空中巨构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传统的拱架，而是用了一种相连的鱼骨结构和以椽固瓦的全新工艺由下往上逐次建造。穹顶呈双层薄壳形，双层之间留有空隙，上端略呈尖形。穹顶高91米，最大直径45.52米。

百花大教学的这座穹顶不仅仅只是美，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它之前，天主教会把集中式平面和穹顶视为异教庙宇的形制而严加排斥，但工匠们完全没有被教会的这些戒律所约束。尽管当时天主教会的势力在佛罗伦萨很薄弱，但这仍需要极大的勇气。这座穹顶因而被视为在建筑中突破教会的精神专制的象征和标志。此外，古罗马的穹顶和拜占庭的大型穹顶，在外观上是半露半掩的，并不是建筑的造型主体。但百花大教堂的穹顶突破了这一传统，充分借鉴拜占庭小型教堂的手法，用鼓座将穹顶全部表现出来，连采光亭在内，总高107m，成为整个城市轮廓线的中心，这在西欧是前无古人的，因而被视作文艺复兴时期独创精神的象征和标志。再者，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施工上，这座穹顶的跨度非常巨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巨大进步。

16世纪的传记作家、建筑师瓦萨里曾称赞这座穹顶，说「它同四郊的山峰一样高，老天爷看了嫉妒，一次又一次地用疾雷闪电轰击它，但它屹立无恙」。这座穹顶是如此壮丽，以至于教皇也惊叹其犹如「神话一般」，一位音乐家甚至专门为它作了一首协奏曲。不可思议的是，布鲁内莱斯基没有画一张草图，也没有写下一组计算数据，仿佛整座穹顶早已在他的心里建好了。为纪念这位天才设计师，布鲁内莱斯基去世后，被葬在了教堂地下。

米开朗基罗以百花大教堂为蓝本设计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时，不无遗憾地感叹说：「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可以建得比百花大教堂更大，却不可能比它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