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马南山》A0116010010 · 2017年9月23日摄于中国内蒙古赤峰

中国一些地方有立秋「贴秋膘」的习俗。

「膘」通常指的是牲畜，尤其是大牲畜的皮下脂肪。秋天，牲畜会大量进食来增加能量贮备以熬过寒冷且食物匮乏的漫长冬季。这些能量大都以脂肪的形式贮存在皮下。

「贴秋膘」对于一些需要冬眠的动物尤其重要，牠们的皮下脂肪是冬眠期间维持生命最重要的热量来源。如果没能在秋季摄取和贮备足够的热量，牠们很难熬过冬眠期。

我始终不明白人为什么需要「贴秋膘」。即使是冬季，人也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饮食来摄取热量。膘贴多了，要么高血脂，要么脂肪肝。

「贴秋膘」对人有百害而无一利。

《肖像》F0100000064 · 2012年8月20日摄于中国新疆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1953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登记下来的民族超过四百个，后来经过多年的识别，最后确定为五十六个民族。其中最后一个被识别的民族是基诺族，时间是1979年6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除了上述五十六个已经被识别确认的民族之外，中国还有很多「未识别民族」，即不在上述五十六个民族之列。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未识别民族的人口数量为640,101人，分布在六十几个民族之中。

最近几年，未识别民族的数量还在增加，像「土生葡人」，再就是入籍的外国人等。

《下雪啦》F0300000278 · 2018年1月24日摄于日本

打油诗，不讲究格律、对偶、平仄，押韵即可，但须是妙趣横生，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相传大明正德年间，南阳城有张姓三兄弟以榨油为生，人称「张打油」。在三兄弟中，老大平时喜欢信口胡诌几句小诗，虽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但着实有趣，久而久之，竟也自成一体，谓之「打油诗」，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咏雪》，全诗未见一个「雪」字，却将雪天的景象写得活灵活现，生动有趣：

江山一笼统，井口一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秋阳》D0001000002 · 2012年10月4日摄于中国上海虹口鲁迅公园

今日出伏。

冬有「数九」，夏有「三伏」。数九的规则简单，而三伏则稍嫌复杂。

「冬至当日九，夏至三庚伏」，前一句说的每年的冬至当日即为数九的开始之日。每九日为「一九」，九九共计八十一天数九结束；而后一句的意思是说每年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入伏。中国农历采用天干地支标时。庚位地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七。今年公历6月21日夏至，为「己」日，次日公历6月22日即为第一个庚日，第二个庚日是公历7月2日，第三个庚日是公历7月12日，那天入伏。

伏天分「初伏」、「中伏」和「末伏」。入伏当日至之后第一个己日，以今年为例，公历7月21日为初伏开始之日，计十天；初伏后的第一个庚日至立秋后第一个己日，即公历8月10日为中伏开始之日，天数每年不一；中伏后第一个庚日至己日为末伏，计十天。至此，伏终，即出伏。

《红红火火过大年》F0100000057 · 2018年12月3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

每年的腊月廿三是北方的「小年」；南方则要晚一天，「小年」在腊月廿四。上海有些特立独行，上海人管腊月廿九叫「小年夜」。

到了「小年」，「年」便算正式开始了。

近年来，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每逢过年，很多国家都会以各种方式和全球华人一起庆祝「中国新年」。只是今年事情发生一些变化：澳大利亚官方将「中国新年」改成了「农历新年」，原因是不仅是中国，韩国和越南等其他国家也「过年」。为了避免可能由此引起的麻烦，澳大利亚官方从今年起用「农历新年」来代替「中国新年」。

但这样做可能疏忽了一件事：农历年对应着十二生肖，而越南的十二生肖和中国的十二生肖有所不同。2023年是中国的「兔年」，而那一年却是越南的「猫年」。不知道到时候澳大利亚官方该如何拿捏。

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箸》C0000000007 · 2018年8月20日摄于中国上海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箸就是筷子，也就是「Dog & Gay」口中的「细木棍」。据说当年船家觉得「箸」音同「驻」，船不开了，不吉利，便改「驻」为「快」，于是「箸」成了「筷子」。

前些日子，「Dog & Gay」调侃「细木棍」不适合「伟大的披萨」，引发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认为牠亵渎了筷子所象征的中国文化。其实换一个视角来看，筷子确实不适合披萨，因为披萨这种食物的初衷就是为了便于手抓，相对较为原始，而筷子又领先西餐的刀叉太多，使用起来需要很高的技巧，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其他民族比较不容易掌握，尤其对因「非正常性偏好」导致心智发育不全者更是如此。

和想像的不同，中国最早使用的餐具是刀、叉和勺，至少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西北地区一些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就曾发现过骨质的餐叉。到了青铜器时期，使用餐叉的传统依然延续，但材料仍多为骨质，战国时期骨质餐叉多发现于贵族墓葬中，有的还被摆放在青铜容器内。

筷子的出现稍微晚些，但考古表明，至少商朝时已经开始普遍使用。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筷子和餐叉一直并用，尤其是在筷子出现的早期，因为餐叉不方便，筷子主要用来夹取羹汤中的食物。「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

不知是因为烹饪方式的改变，还是觉得筷子更为方便而改变了烹饪方式，餐叉慢慢地从中国的餐具中退出。

几千年后，大约在公元11世纪，二齿餐叉开始在意大利现身，但立即遭到了基督徒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食物是上帝赐，因此必须用手直接抓着吃，不然就是对神的不恭和亵渎。意大利人使用餐叉，是因为受到了撒旦的诱惑。据意大利的一份史料记载：一个威尼斯人使用餐叉进食后暴毙。神父解释说，她是遭到了天谴，并警告大家不要再用餐叉吃进食。

在公元13世纪以前，欧洲人都是直接用手抓取食物进餐，并且还有一整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平民五指齐下，贵族只用三指，无名指和小指是不能沾到食物的。这一进餐规则直到公元16世纪仍为欧洲人所奉行。

餐叉真正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则是公元18世纪，距被中国人放弃已经过去了数千年。现在，在中国的一些偏远乡村仍能见到一些二齿叉，但仅被作为草叉或粪叉等农具使用。

《老皮匠》F0200000013 · 2018年10月12日摄于中国上海

晌午时分，先是窗外一阵嘈杂，随后便是「呀啦嗦」的音乐响起。起先还以为是广场舞加场，但几分钟过后，游动的电喇叭里传来「户口在本小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到居委会领长寿面」，这才知道原来是居委会在搞「重阳节」活动。于是两口子一起下楼，一个在「大桶大」的摊前蹭着修了脚，一个找老鞋匠蹭着把鞋给补了，还捎带着磨了把菜刀。

现在修鞋和磨刀都跟过去大不一样：修鞋用上了缝纫机，磨刀用上了角磨机，算是完成了一次「工业革命」，脱胎换骨。

修鞋是老行当了。在上海，鞋匠被称为「皮匠」，而且似乎永远是「老皮匠」。「小皮匠」听说过，只是从没见过。估计「小皮匠」特指「鞋二代」，并不真的修鞋。

过去的皮匠，一定会有一个矮矮的抽屉柜，可以当凳子坐。抽屉里头各种的修鞋工具，各种的鞋钉，各种的鞋带，各种的碎皮料，各种的小配件应有尽有，俨然一个「百宝箱」。

记得大学时，同学滑岸冰时把腿给摔折了，上了石膏。到了暑期放假，让我倍着去医院想把石膏拆了。不凑巧的是那天医院骨科门诊休息。眼瞅着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回老家，火车票也都买好了，蛮急人的。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两人悻悻然出了医院大门回公交车站走的时候，看见了不远处弄堂口的一个皮匠摊。我说我来拆石膏，问他敢不敢？他说行。我上前，问老皮匠借了把鞋匠钳，像剪指甲一般，硬是将整条腿上的石膏一点一点地给剪了下来。

要是当初我转行当皮匠，现如今不但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老皮匠」，还全能：修鞋、磨刀，再就是捎带着拆石膏。

《徽州木雕》M0000000004 · 2018年10月3日摄于中国江西婺源游山村

这是婺源游山村一座「一里户」民宅大梁与立柱之间的一件镂空木雕，应该属于装饰件，生动细致，非常精美。

徽州木雕是传统「徽州三雕」，即砖雕、木雕及石雕。徽州的传统建筑多为砖木石结构，徽州的砖、木、石三雕源自建筑装饰。

徽州木雕见于当地的建筑和家用器具装饰，一些大户人家几乎无木不雕。徽州木雕的题材非常广泛：人物山水、花乌鱼虫、神话传说、民俗风情，且多有寓意：或是飞黄腾达，或是丰衣足食，或是平安长寿，或是人嗣兴旺。

2006年，徽州木雕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秋丛绕舍似陶家》D0004000004 · 2013年11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上海共青国家森林公园

在汉语中，数字和名词之间，数字和动词之间往往会有一个词，这个词就是量词。汉语量词之丰富，变化之多，在全世界所有语言中绝无仅有。而且汉语的量词不仅仅只是通常意义上的量词，如果使用得当，会让文字变得生动形象，充满意趣。一条锦鲤、一把雨伞、一头骆驼、一个铜钱、一只白鸽，这样的表达都没有错，但读起来平庸无趣、平淡无奇。倘若换成：一尾锦鲤、一柄雨伞、一峰骆驼、一枚铜钱、一羽白鸽，意思没变，但感觉上却要鲜活得多。

汉语的量词是有形状的。同样是秤，不同的量词代表的是不同类型的秤。「一杆」一般用于旧式的杆秤，「一台」通常指的是台秤或电子秤，而「一架」一定说的是天平。

汉语的量词还有大小和多寡之分。比如水，可以是「一泓」、「一池」、「一汪」，也可以是「一掬」；再比如彩霞，多的叫「一片」，少的则叫「一抹」。

不仅如此，量词有时甚至可以用来表达某种状态。一只羊，可以是鲜活的，也可以是已经宰杀了的。但如果将「一只」改为「一腔」，那就特指宰杀了的羊。

汉语的很多量词都有固定搭配的习惯用法。比如「一羽」，多用于鸽子，而其他鸟类似乎更多的是用「一尾」。再比如，包了烤鸭、黄瓜条、大葱的蒸饼用什么量词？一个？一只？当然可以，但最在行的，是「一卷」。而煎饼果子反倒是不用「一卷」，在北方称「一套」，在上海则称「一副」。

很多时候，量词还会有明确无误的感情色彩。对于雕像，一般用「一座」，但对于伟人、圣人的雕像，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改用「一尊」。「一群」和「一伙」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比较中性，而后者则一定是在说歹徒或者黑帮。

尽管对汉语的理解仍处于知觉欣赏阶段，最多也就情感欣赏的初期，但仅量词就已经真真切切地被惊艳到了。

汉语很美。

《笼中鸟》E0400000001 · 2017年2月1日摄于中国广东广州

以《笼中鸟》作为谜面，打两个三国人物，谜底是关羽、张飞。

「羽」在古时通常泛指鸟类。中国古代将所有生物分为五大类，合称「五虫」：

毛虫，浑身长毛的，指兽类；羽虫，身披羽毛的，指鸟类；鳞虫，全身带鳞的，指鱼类；介虫，「介」通「甲」：介胄，介壳，指身裹甲壳的，即甲虫类；以及倮虫，「倮」通「裸」，即无毛、无羽、无鳞、无甲，指人类。见古籍《大戴礼记 · 易本命》：

「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

《水浒传》中称猛虎为「大虫」，亦基于此。

《天坛》A0108030004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崇文天坛公园

中国的传统色分为两类：正色和间色。其中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合称「五色」，其余均为间色。

在中国，「五色」的内涵极其广泛。无论是「五方」中的东、南、西、北、中，「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以及「五脏」中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其所对应的正色。

在中国封建时期，颜色被赋予了政治属性，不同的颜色代表着社会的不同阶层，对建筑和服饰的用色有着一整套严格的规制，违者会被视为重罪。

在礼仪方面，服饰的用色也有很多讲究，「衣正色，裳间色」、「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如此这般，可谓细致入微。

中国人历来重正色而轻间色，而正色相对于间色而言要更加的饱和和浓烈。这可能是中国人偏爱艳丽和明快的一大重要原因。

《「子孙桶」》F0100000031 · 2013年10月3日摄于中国江苏苏州吴江同里

这是五年前在苏州的同里古镇看到的一暮，老太太正在河边刷马桶。这情景，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但在旧时，是一幅最具江浙沪特色的风情画。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每天清晨，上海旧式弄堂里还都能听到粪车轮子轧过水泥石板路上发出的「哐当」、「哐当」声，以及「哎嘿，马桶拎出来噢」的吆喝声。那是「倒马桶的」来了。那时家家户户的女主人每天的第一件「功课」，不是刷牙，不是梳头，而是睡眼惺忪地把马桶拎出家，放到弄堂里，等「倒马桶的」过来，倒净之后，再刷洗干净，然后敞着盖，将马桶斜倚着搁在弄堂里向阳的墙脚，好让太阳尽快地晒干，顺便也可以杀杀菌、消消毒。马桶是每家每户最干净的物件，天天刷，天天晒。由于太干净了，据说抗战时期日本兵刚进入江南时发生过误将马桶当饭桶的事。后来，很多弄堂都建了粪池，可以随时倒马桶，女人们每天才能多睡一会儿，不至于这么辛苦。而「倒马桶的」这个行当也慢慢消失了。

马桶不仅仅只是便器，它还是女儿出嫁时娘家必备的嫁妆「子孙桶」。「子孙桶」里装满了红枣子、花生、桂圆和五只红鸡蛋。红枣喻意「早生贵子」；花生也就「长生果」，喻意长命百岁；桂圆喻意「荣华富贵」；而红鸡蛋需是五个，喻意「五子登科」，过门时，由新娘的哥哥或弟弟拎进新房。

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习俗，只是新房小，没地方搁，所以不是真的马桶，是用樟木雕的工艺品「子孙桶」，搁在玻璃橱里图个吉利。

《大头儿子的小头爸爸》G0000000006 · 2016年4月4日摄于中国湖北武汉户部巷

前年在湖北武汉的户部巷排队吃热干面，场面有些火爆，队伍一直排到了巷子中间。队伍的边上有两个面人摊儿，一个摊子上堆满了各种卡通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另一个摊儿则更绝，跟速写差不多的意思：现场给人以面造像，捏出来的面人儿有七八分像。

「面人」也叫「面塑」，各地庙会、集市上经常能见到，一个摊儿，各色的面团，再就是一把小竹刀，简简单单，可捏出来的小人儿、小动物、小物件啥的，生灵活现、惟妙惟肖，很招孩子们的喜爱。

面人是很草根的民间手工艺，在2008年被收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面人真正始自何时已不可考。但从新疆土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面制人俑和小猪来推断，距今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四十多年了。而最早见诸文字记载，是南宋的《东京梦华录》：「以油面糖蜜造如笑靥儿。」不过，那时的面人不像现在，都是能吃的，谓之为「果食」。

跟中国很多其他的行当一样，面人也有自己的「祖师爷」。

相传三国孔明征伐南蛮，渡芦江时忽遇狂风大作。孔明随即以面塑成人头、牲礼祭拜江神。说也奇怪，大军安然渡江并顺利平定南蛮。孔明因此被推为这一行当的祖师爷儿。

有一种说法，最早的面人儿实际上是馍。根据宋代《梦粱录》的相关记载来看，当时面塑作为礼品或供品，主用在春节、中秋、端午以及结婚、祝寿等日子。

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做面馍的习俗，其中以荷泽、霍州、忻州、绛州、山西以及陕西较为出名。其中在陕西关中东部妇女几乎人人都是制作花馍的高手，其申尤以年长的妇女技艺更是高超。曾经在一档介绍各地美食的电视专题节目中见识过她们制作的花馍，一团面儿，经剪刀、菜刀、梳子或剪或切或梳，再用枣儿、花椒啥的上色，做出来的花馍一个个憨实、喜庆、形态憨实，很招人喜爱。关中花馍与剪纸、皮影、泥塑、脸谱、面花等一起被誉为「秦艺六绝」。

小面人儿除了能吃还能把玩。尽管无论是吃的还是把玩的，其主要制作材料还是以面为主，但把玩的面人儿不同于吃的，除了色彩艳丽、造型细腻外，还得防霉、防裂、耐玩、耐藏，当然还不能招虫蚁，在面里头掺了不老少的东西，像石蜡、颜料以及防腐剂等，所以给孩子买面人玩，一定要关照再三：这东西吃不得。

《拱手》F0300000139 · 2016年2月16日摄于中国上海黄浦人民广场

拱手礼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礼节，只是现在已经不是很常见。

从某种意义说，拱手礼和由西方传入的握手礼很类似：因右手常用以执兵刃，所以行礼时以左手压右手，以释善意。西方握手礼的本意亦为如此：将右手交由对方，表示自己空手，不具敌意。只是东方人比较含蓄和内敛，通常不习惯彼此间肢体接触，所以发明了作揖礼、鞠躬礼和拱手礼；而相对外向的西方人则发明了握手礼、拥抱礼，甚至是贴面礼。

像拱手礼这样的非接触式行礼方式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就是可以「隔空喊话」。老友相见，即使隔着河，隔着街，现如今甚至隔着荧屏都可以行礼。

行拱手礼时有很多的讲究，身体姿势、手形、抬臂的高度等等，视场合以及对方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向对方致意、致敬、致谢、致歉、贺喜、辞别，这时所行之礼称为「吉拜」；而向亡者致哀时所行之礼称为「凶拜」。「男之吉拜尚左，女之吉拜尚右」，即男子左手在外或女子右手在外为吉拜，反之则为凶拜。

拱手礼的手形可以是两手四指直伸，掌心向内相叠于胸前，也可以是右手握拳于左手掌心之内。

除了拱手礼，旧时还有一种行礼方式也很常见，那就是「抱拳礼」：左手四指伸直，右手握拳抵于左手掌心。和拱手礼相比，抱拳礼带有一种江湖气。

无论是拱手礼还是抱拳礼，拇指都必须紧贴于掌侧，以示行礼者的恭敬和谦卑。

《祈福》A0113010003 · 2017年2月17日摄于中国广东广州光孝寺

中国是从民国时期才开始实行「公历」，之前一直使用的是「农历」。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历法，但主要有两种：「太阴历」和「太阳历」，也就是「阴历」和「阳历」。

所谓太阴历大致是以月亮相对于地球的运转周期为计算依据，由朔到望为半月，再由望到朔为一月，十二个月为一年。由于太阴历的一个月为29天多一点，为便于计算，将「月」分成了相互交替的「大月」和「小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为354天。

阴历采用的是「天干地支纪年法」，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组合来编制年号。第一年为「甲子」年，第二年为「乙丑」年，第三年为「丙寅」年，以此类推，60年一个轮回，也叫一个「甲子」。

十二地支分别对应了十二生肖，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别对应的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今年是「戊戌」年，所以是「狗」年。

阳历年采用流水号编年，以传说中基督教救世主耶稣诞生当年为纪元元年，之前的称「公元前」，之后的称「公元后」。这种纪年法又被称为「公历」。今年是公历2018年，去年是2017年，而明年则是2019年。

在采用农历纪年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每年的正月初一并不叫「春节」，而是「元旦」。

1912年，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为了跟国际接轨，宣布中国改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但当时公历1月1日称为「新年」，而不是现在所称的「元旦」。只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区分公历1月1日和农历正月初一这两个「新年」，又因一年24节气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前后，故把公历1月1日称为「元旦」，而农历正月初一则被称为「春节」，距今不过69年。

《中国红》F0100000024 · 2014年4月13日摄于中国福建厦门

中国人偏爱红色，这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一种共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在中国的农历新年期间用红色妆点地标性建筑，以表示和中国人一起欢度春节。

中国人为什么偏爱红色？

一般的观点认为，是出于远古人类对太阳、火和血的崇拜。太阳能使植物生长，火能驱赶野兽，血象征生命。这三者恰巧都是红色的，因此，人们便把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对红色的崇拜。其次，红色最容易从大自然中获取，比如红色、朱砂、赤铁、茜草，漫山遍野，随手可得。再一个就是，在可见光谱中，红色光波最长，穿透性最强，是自然界中最醒目、最具冲击力的色彩。

但上述这些原因不只是对中国人，对世界上任何民族莫不如此。世界各地很多远古时期留下的岩画大都为红色，即使在今天，非洲很多部落也喜欢用红色来妆点自己，服装、饰物，甚至用红色涂抹在头发和肌肤上。

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崇尚红色，通常认为始于周，因为儒家典籍《礼记》中有「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尚赤」一说。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新生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礼记》中的论述与西周春秋时期「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悖，因而不足为信。

但很可能自那个时代开始，特定的颜色作为某种特定的标志或符号这一观念开始形成。由于红色本身所具有的炽烈、醒目的特点而逐渐得到强化，成为特定事物或特定社会阶层的标志色。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红色，还有另外一种颜色也具有极高的地位，那就是黄色。在可见光谱中，黄色甚至具有比红色更强的穿透力，因而更加明亮。而且黄色是黄金的颜色，自然而然地被用来象征财富和地位，以至于最终为皇家所垄断。

个人觉得，红色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密不可分。

在全世界范围内，红色象征热血，代表着「革命」，被很多信仰共产主义的组织和国家用来作为标志色，比如前苏联。国民党的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中的红色同样象征的是「革命」。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代表着新中国的红色随着中华文化一起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人民所熟悉、接受。「中国红」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和符号。

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及壮大，「中国红」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现在如此巨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