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阳》D0001000002 · 2012年10月4日摄于中国上海虹口鲁迅公园

 

今日出伏。

冬有「数九」,夏有「三伏」。数九的规则简单,而三伏则稍嫌复杂。

「冬至当日九,夏至三庚伏」,前一句说的每年的冬至当日即为数九的开始之日。每九日为「一九」,九九共计八十一天数九结束;而后一句的意思是说每年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入伏。中国农历采用天干地支标时。庚位地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七。今年公历6月21日夏至,为「己」日,次日公历6月22日即为第一个庚日,第二个庚日是公历7月2日,第三个庚日是公历7月12日,那天入伏。

伏天分「初伏」、「中伏」和「末伏」。入伏当日至之后第一个己日,以今年为例,公历7月21日为初伏开始之日,计十天;初伏后的第一个庚日至立秋后第一个己日,即公历8月10日为中伏开始之日,天数每年不一;中伏后第一个庚日至己日为末伏,计十天。至此,伏终,即出伏。


《红红火火过大年》F0100000057 · 2018年12月3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

 

每年的腊月廿三是北方的「小年」;南方则要晚一天,「小年」在腊月廿四。上海有些特立独行,上海人管腊月廿九叫「小年夜」。

到了「小年」,「年」便算正式开始了。

近年来,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每逢过年,很多国家都会以各种方式和全球华人一起庆祝「中国新年」。只是今年事情发生一些变化:澳大利亚官方将「中国新年」改成了「农历新年」,原因是不仅是中国,韩国和越南等其他国家也「过年」。为了避免可能由此引起的麻烦,澳大利亚官方从今年起用「农历新年」来代替「中国新年」。

但这样做可能疏忽了一件事:农历年对应着十二生肖,而越南的十二生肖和中国的十二生肖有所不同。2023年是中国的「兔年」,而那一年却是越南的「猫年」。不知道到时候澳大利亚官方该如何拿捏。

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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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C0000000007 · 2018年8月20日摄于中国上海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箸就是筷子,也就是「Dog & Gay」口中的「细木棍」。据说当年船家觉得「箸」音同「驻」,船不开了,不吉利,便改「驻」为「快」,于是「箸」成了「筷子」。

前些日子,「Dog & Gay」调侃「细木棍」不适合「伟大的披萨」,引发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认为牠亵渎了筷子所象征的中国文化。其实换一个视角来看,筷子确实不适合披萨,因为披萨这种食物的初衷就是为了便于手抓,相对较为原始,而筷子又领先西餐的刀叉太多,使用起来需要很高的技巧,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其他民族比较不容易掌握,尤其对因「非正常性偏好」导致心智发育不全者更是如此。

和想像的不同,中国最早使用的餐具是刀、叉和勺,至少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西北地区一些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就曾发现过骨质的餐叉。到了青铜器时期,使用餐叉的传统依然延续,但材料仍多为骨质,战国时期骨质餐叉多发现于贵族墓葬中,有的还被摆放在青铜容器内。

筷子的出现稍微晚些,但考古表明,至少商朝时已经开始普遍使用。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筷子和餐叉一直并用,尤其是在筷子出现的早期,因为餐叉不方便,筷子主要用来夹取羹汤中的食物。「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

不知是因为烹饪方式的改变,还是觉得筷子更为方便而改变了烹饪方式,餐叉慢慢地从中国的餐具中退出。

几千年后,大约在公元11世纪,二齿餐叉开始在意大利现身,但立即遭到了基督徒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食物是上帝赐,因此必须用手直接抓着吃,不然就是对神的不恭和亵渎。意大利人使用餐叉,是因为受到了撒旦的诱惑。据意大利的一份史料记载:一个威尼斯人使用餐叉进食后暴毙。神父解释说,她是遭到了天谴,并警告大家不要再用餐叉吃进食。

在公元13世纪以前,欧洲人都是直接用手抓取食物进餐,并且还有一整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平民五指齐下,贵族只用三指,无名指和小指是不能沾到食物的。这一进餐规则直到公元16世纪仍为欧洲人所奉行。

餐叉真正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则是公元18世纪,距被中国人放弃已经过去了数千年。现在,在中国的一些偏远乡村仍能见到一些二齿叉,但仅被作为草叉或粪叉等农具使用。


《老皮匠》F0200000013 · 2018年10月12日摄于中国上海

 

晌午时分,先是窗外一阵嘈杂,随后便是「呀啦嗦」的音乐响起。起先还以为是广场舞加场,但几分钟过后,游动的电喇叭里传来「户口在本小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到居委会领长寿面」,这才知道原来是居委会在搞「重阳节」活动。于是两口子一起下楼,一个在「大桶大」的摊前蹭着修了脚,一个找老鞋匠蹭着把鞋给补了,还捎带着磨了把菜刀。

现在修鞋和磨刀都跟过去大不一样:修鞋用上了缝纫机,磨刀用上了角磨机,算是完成了一次「工业革命」,脱胎换骨。

修鞋是老行当了。在上海,鞋匠被称为「皮匠」,而且似乎永远是「老皮匠」。「小皮匠」听说过,只是从没见过。估计「小皮匠」特指「鞋二代」,并不真的修鞋。

过去的皮匠,一定会有一个矮矮的抽屉柜,可以当凳子坐。抽屉里头各种的修鞋工具,各种的鞋钉,各种的鞋带,各种的碎皮料,各种的小配件应有尽有,俨然一个「百宝箱」。

记得大学时,同学滑岸冰时把腿给摔折了,上了石膏。到了暑期放假,让我倍着去医院想把石膏拆了。不凑巧的是那天医院骨科门诊休息。眼瞅着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回老家,火车票也都买好了,蛮急人的。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两人悻悻然出了医院大门回公交车站走的时候,看见了不远处弄堂口的一个皮匠摊。我说我来拆石膏,问他敢不敢?他说行。我上前,问老皮匠借了把鞋匠钳,像剪指甲一般,硬是将整条腿上的石膏一点一点地给剪了下来。

要是当初我转行当皮匠,现如今不但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老皮匠」,还全能:修鞋、磨刀,再就是捎带着拆石膏。


《徽州木雕》M0000000004 · 2018年10月3日摄于中国江西婺源游山村

 

这是婺源游山村一座「一里户」民宅大梁与立柱之间的一件镂空木雕,应该属于装饰件,生动细致,非常精美。

徽州木雕是传统「徽州三雕」,即砖雕、木雕及石雕。徽州的传统建筑多为砖木石结构,徽州的砖、木、石三雕源自建筑装饰。

徽州木雕见于当地的建筑和家用器具装饰,一些大户人家几乎无木不雕。徽州木雕的题材非常广泛:人物山水、花乌鱼虫、神话传说、民俗风情,且多有寓意:或是飞黄腾达,或是丰衣足食,或是平安长寿,或是人嗣兴旺。

2006年,徽州木雕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秋丛绕舍似陶家》D0004000004 · 2013年11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上海共青国家森林公园

 

在汉语中,数字和名词之间,数字和动词之间往往会有一个词,这个词就是量词。汉语量词之丰富,变化之多,在全世界所有语言中绝无仅有。而且汉语的量词不仅仅只是通常意义上的量词,如果使用得当,会让文字变得生动形象,充满意趣。一条锦鲤、一把雨伞、一头骆驼、一个铜钱、一只白鸽,这样的表达都没有错,但读起来平庸无趣、平淡无奇。倘若换成:一尾锦鲤、一柄雨伞、一峰骆驼、一枚铜钱、一羽白鸽,意思没变,但感觉上却要鲜活得多。

汉语的量词是有形状的。同样是秤,不同的量词代表的是不同类型的秤。「一杆」一般用于旧式的杆秤,「一台」通常指的是台秤或电子秤,而「一架」一定说的是天平。

汉语的量词还有大小和多寡之分。比如水,可以是「一泓」、「一池」、「一汪」,也可以是「一掬」;再比如彩霞,多的叫「一片」,少的则叫「一抹」。

不仅如此,量词有时甚至可以用来表达某种状态。一只羊,可以是鲜活的,也可以是已经宰杀了的。但如果将「一只」改为「一腔」,那就特指宰杀了的羊。

汉语的很多量词都有固定搭配的习惯用法。比如「一羽」,多用于鸽子,而其他鸟类似乎更多的是用「一尾」。再比如,包了烤鸭、黄瓜条、大葱的蒸饼用什么量词?一个?一只?当然可以,但最在行的,是「一卷」。而煎饼果子反倒是不用「一卷」,在北方称「一套」,在上海则称「一副」。

很多时候,量词还会有明确无误的感情色彩。对于雕像,一般用「一座」,但对于伟人、圣人的雕像,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改用「一尊」。「一群」和「一伙」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比较中性,而后者则一定是在说歹徒或者黑帮。

尽管对汉语的理解仍处于知觉欣赏阶段,最多也就情感欣赏的初期,但仅量词就已经真真切切地被惊艳到了。

汉语很美。


《笼中鸟》E0400000001 · 2017年2月1日摄于中国广东广州

 

以《笼中鸟》作为谜面,打两个三国人物,谜底是关羽、张飞。

「羽」在古时通常泛指鸟类。中国古代将所有生物分为五大类,合称「五虫」:

毛虫,浑身长毛的,指兽类;羽虫,身披羽毛的,指鸟类;鳞虫,全身带鳞的,指鱼类;介虫,「介」通「甲」:介胄,介壳,指身裹甲壳的,即甲虫类;以及倮虫,「倮」通「裸」,即无毛、无羽、无鳞、无甲,指人类。见古籍《大戴礼记 · 易本命》:

「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

《水浒传》中称猛虎为「大虫」,亦基于此。


《天坛》A0108030004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崇文天坛公园

 

中国的传统色分为两类:正色和间色。其中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合称「五色」,其余均为间色。

在中国,「五色」的内涵极其广泛。无论是「五方」中的东、南、西、北、中,「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以及「五脏」中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其所对应的正色。

在中国封建时期,颜色被赋予了政治属性,不同的颜色代表着社会的不同阶层,对建筑和服饰的用色有着一整套严格的规制,违者会被视为重罪。

在礼仪方面,服饰的用色也有很多讲究,「衣正色,裳间色」、「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如此这般,可谓细致入微。

中国人历来重正色而轻间色,而正色相对于间色而言要更加的饱和和浓烈。这可能是中国人偏爱艳丽和明快的一大重要原因。


《「子孙桶」》F0100000031 · 2013年10月3日摄于中国江苏苏州吴江同里

 

这是五年前在苏州的同里古镇看到的一暮,老太太正在河边刷马桶。这情景,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但在旧时,是一幅最具江浙沪特色的风情画。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每天清晨,上海旧式弄堂里还都能听到粪车轮子轧过水泥石板路上发出的「哐当」、「哐当」声,以及「哎嘿,马桶拎出来噢」的吆喝声。那是「倒马桶的」来了。那时家家户户的女主人每天的第一件「功课」,不是刷牙,不是梳头,而是睡眼惺忪地把马桶拎出家,放到弄堂里,等「倒马桶的」过来,倒净之后,再刷洗干净,然后敞着盖,将马桶斜倚着搁在弄堂里向阳的墙脚,好让太阳尽快地晒干,顺便也可以杀杀菌、消消毒。马桶是每家每户最干净的物件,天天刷,天天晒。由于太干净了,据说抗战时期日本兵刚进入江南时发生过误将马桶当饭桶的事。后来,很多弄堂都建了粪池,可以随时倒马桶,女人们每天才能多睡一会儿,不至于这么辛苦。而「倒马桶的」这个行当也慢慢消失了。

马桶不仅仅只是便器,它还是女儿出嫁时娘家必备的嫁妆「子孙桶」。「子孙桶」里装满了红枣子、花生、桂圆和五只红鸡蛋。红枣喻意「早生贵子」;花生也就「长生果」,喻意长命百岁;桂圆喻意「荣华富贵」;而红鸡蛋需是五个,喻意「五子登科」,过门时,由新娘的哥哥或弟弟拎进新房。

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习俗,只是新房小,没地方搁,所以不是真的马桶,是用樟木雕的工艺品「子孙桶」,搁在玻璃橱里图个吉利。


《大头儿子的小头爸爸》G0000000006 · 2016年4月4日摄于中国湖北武汉户部巷

 

前年在湖北武汉的户部巷排队吃热干面,场面有些火爆,队伍一直排到了巷子中间。队伍的边上有两个面人摊儿,一个摊子上堆满了各种卡通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另一个摊儿则更绝,跟速写差不多的意思:现场给人以面造像,捏出来的面人儿有七八分像。

「面人」也叫「面塑」,各地庙会、集市上经常能见到,一个摊儿,各色的面团,再就是一把小竹刀,简简单单,可捏出来的小人儿、小动物、小物件啥的,生灵活现、惟妙惟肖,很招孩子们的喜爱。

面人是很草根的民间手工艺,在2008年被收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面人真正始自何时已不可考。但从新疆土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面制人俑和小猪来推断,距今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四十多年了。而最早见诸文字记载,是南宋的《东京梦华录》:「以油面糖蜜造如笑靥儿。」不过,那时的面人不像现在,都是能吃的,谓之为「果食」。

跟中国很多其他的行当一样,面人也有自己的「祖师爷」。

相传三国孔明征伐南蛮,渡芦江时忽遇狂风大作。孔明随即以面塑成人头、牲礼祭拜江神。说也奇怪,大军安然渡江并顺利平定南蛮。孔明因此被推为这一行当的祖师爷儿。

有一种说法,最早的面人儿实际上是馍。根据宋代《梦粱录》的相关记载来看,当时面塑作为礼品或供品,主用在春节、中秋、端午以及结婚、祝寿等日子。

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做面馍的习俗,其中以荷泽、霍州、忻州、绛州、山西以及陕西较为出名。其中在陕西关中东部妇女几乎人人都是制作花馍的高手,其申尤以年长的妇女技艺更是高超。曾经在一档介绍各地美食的电视专题节目中见识过她们制作的花馍,一团面儿,经剪刀、菜刀、梳子或剪或切或梳,再用枣儿、花椒啥的上色,做出来的花馍一个个憨实、喜庆、形态憨实,很招人喜爱。关中花馍与剪纸、皮影、泥塑、脸谱、面花等一起被誉为「秦艺六绝」。

小面人儿除了能吃还能把玩。尽管无论是吃的还是把玩的,其主要制作材料还是以面为主,但把玩的面人儿不同于吃的,除了色彩艳丽、造型细腻外,还得防霉、防裂、耐玩、耐藏,当然还不能招虫蚁,在面里头掺了不老少的东西,像石蜡、颜料以及防腐剂等,所以给孩子买面人玩,一定要关照再三:这东西吃不得。


《拱手》F0300000139 · 2016年2月16日摄于中国上海黄浦人民广场

 

拱手礼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礼节,只是现在已经不是很常见。

从某种意义说,拱手礼和由西方传入的握手礼很类似:因右手常用以执兵刃,所以行礼时以左手压右手,以释善意。西方握手礼的本意亦为如此:将右手交由对方,表示自己空手,不具敌意。只是东方人比较含蓄和内敛,通常不习惯彼此间肢体接触,所以发明了作揖礼、鞠躬礼和拱手礼;而相对外向的西方人则发明了握手礼、拥抱礼,甚至是贴面礼。

像拱手礼这样的非接触式行礼方式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就是可以「隔空喊话」。老友相见,即使隔着河,隔着街,现如今甚至隔着荧屏都可以行礼。

行拱手礼时有很多的讲究,身体姿势、手形、抬臂的高度等等,视场合以及对方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向对方致意、致敬、致谢、致歉、贺喜、辞别,这时所行之礼称为「吉拜」;而向亡者致哀时所行之礼称为「凶拜」。「男之吉拜尚左,女之吉拜尚右」,即男子左手在外或女子右手在外为吉拜,反之则为凶拜。

拱手礼的手形可以是两手四指直伸,掌心向内相叠于胸前,也可以是右手握拳于左手掌心之内。

除了拱手礼,旧时还有一种行礼方式也很常见,那就是「抱拳礼」:左手四指伸直,右手握拳抵于左手掌心。和拱手礼相比,抱拳礼带有一种江湖气。

无论是拱手礼还是抱拳礼,拇指都必须紧贴于掌侧,以示行礼者的恭敬和谦卑。


《祈福》A0113010003 · 2017年2月17日摄于中国广东广州光孝寺

 

中国是从民国时期才开始实行「公历」,之前一直使用的是「农历」。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历法,但主要有两种:「太阴历」和「太阳历」,也就是「阴历」和「阳历」。

所谓太阴历大致是以月亮相对于地球的运转周期为计算依据,由朔到望为半月,再由望到朔为一月,十二个月为一年。由于太阴历的一个月为29天多一点,为便于计算,将「月」分成了相互交替的「大月」和「小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为354天。

阴历采用的是「天干地支纪年法」,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组合来编制年号。第一年为「甲子」年,第二年为「乙丑」年,第三年为「丙寅」年,以此类推,60年一个轮回,也叫一个「甲子」。

十二地支分别对应了十二生肖,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别对应的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今年是「戊戌」年,所以是「狗」年。

阳历年采用流水号编年,以传说中基督教救世主耶稣诞生当年为纪元元年,之前的称「公元前」,之后的称「公元后」。这种纪年法又被称为「公历」。今年是公历2018年,去年是2017年,而明年则是2019年。

在采用农历纪年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每年的正月初一并不叫「春节」,而是「元旦」。

1912年,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为了跟国际接轨,宣布中国改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但当时公历1月1日称为「新年」,而不是现在所称的「元旦」。只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区分公历1月1日和农历正月初一这两个「新年」,又因一年24节气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前后,故把公历1月1日称为「元旦」,而农历正月初一则被称为「春节」,距今不过69年。


《中国红》F0100000024 · 2014年4月13日摄于中国福建厦门

 

中国人偏爱红色,这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一种共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在中国的农历新年期间用红色妆点地标性建筑,以表示和中国人一起欢度春节。

中国人为什么偏爱红色?

一般的观点认为,是出于远古人类对太阳、火和血的崇拜。太阳能使植物生长,火能驱赶野兽,血象征生命。这三者恰巧都是红色的,因此,人们便把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对红色的崇拜。其次,红色最容易从大自然中获取,比如红色、朱砂、赤铁、茜草,漫山遍野,随手可得。再一个就是,在可见光谱中,红色光波最长,穿透性最强,是自然界中最醒目、最具冲击力的色彩。

但上述这些原因不只是对中国人,对世界上任何民族莫不如此。世界各地很多远古时期留下的岩画大都为红色,即使在今天,非洲很多部落也喜欢用红色来妆点自己,服装、饰物,甚至用红色涂抹在头发和肌肤上。

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崇尚红色,通常认为始于周,因为儒家典籍《礼记》中有「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尚赤」一说。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新生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礼记》中的论述与西周春秋时期「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悖,因而不足为信。

但很可能自那个时代开始,特定的颜色作为某种特定的标志或符号这一观念开始形成。由于红色本身所具有的炽烈、醒目的特点而逐渐得到强化,成为特定事物或特定社会阶层的标志色。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红色,还有另外一种颜色也具有极高的地位,那就是黄色。在可见光谱中,黄色甚至具有比红色更强的穿透力,因而更加明亮。而且黄色是黄金的颜色,自然而然地被用来象征财富和地位,以至于最终为皇家所垄断。

个人觉得,红色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密不可分。

在全世界范围内,红色象征热血,代表着「革命」,被很多信仰共产主义的组织和国家用来作为标志色,比如前苏联。国民党的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中的红色同样象征的是「革命」。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代表着新中国的红色随着中华文化一起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人民所熟悉、接受。「中国红」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和符号。

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及壮大,「中国红」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现在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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