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歌剧院局部》A2501000016 · 2011年3月7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经过豪斯曼的改造之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基本成型。

正是有了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造,巴黎才逐渐变成了令欧洲人趋之若鹜的大都会。人们纷至沓来,除了观光和生活,还将巴黎成功的改造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像意大利的马德里及奥地利的维也纳,都曾经从巴黎的城市改造中汲取经验。

但是,豪斯曼对巴黎的改造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了巴黎贫富阶层的进一步分化。贫富的分化在每一个大都市中都会存在,但随着豪斯曼的改造,这种分化在巴黎被进一步固定了下来,其影响延续至今日。

由于巴黎的改造,导致大量的旧建筑被拆除,此时巴黎的大地产商便趁机购入被拆除的土地,当政府在此建设新街区之后,地产商便抬高这些土地上的住房价格,以此来盈利。如此一来,新街区的住房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了,成为这富人区;而穷人只能挤住在旧街区中。巴黎因此被人为地分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富人居住在干净的西区,而穷人则居住在拥挤的东区。这种格局的固定,实际上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


《巴黎街景》A2501000015 · 2011年3月7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城市污水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豪斯曼开始着手解决空气和阳光的问题。

要获得良好的空气和阳光,绿化便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因素。为了提高巴黎的绿化水平,豪斯曼同时在巴黎的市区以及郊区进行了改造。在巴黎市外广阔的郊区中,豪斯曼兴建了两座巨大的森林公园,按照园林设计的方法,在森林公园之中建设了包括山洞、瀑布等景观,可供市民们在此参观和游览;而在巴黎市区,豪斯曼则兴建了三座市民公园、许多城市广场以及著名的以香榭丽舍大街为代表的林荫大道。如此一来,巴黎的市民们闲暇之余可以有地方晒晒太阳、透透新鲜空气。时至今日的巴黎仍然可以看到当年改造的痕迹。这些绿化措施不仅有助于提升巴黎市民的居住质量,而且对于美化城市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想要便捷的生活和工作,交通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改造之前,巴黎的交通非常不便。巴黎的街道不只是狭窄,很多路甚至根本不通。豪斯曼在巴黎构建了一个完善的三级交通网络。第一级是四条贯穿城市的主干道,通过这四条主干道,庞大的巴黎便被联通了起来;第二级交通网络则是连接城市中重要节点的次级道路,这些道路主要连接的是广场、车站等城市中的重要地标;第三级道路则是连接巴黎市中心与郊区的道路。通过这三级道路,一个巴黎人基本上可以方便地到达巴黎的任何一个地方了。

在如此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的同时尽可能保留这座城市的历史风貌是豪斯曼面临的巨大挑战。

巴黎是一个自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古老城市,拥有很多历史性建筑。当时很多巴黎人认为,这些古老建筑是巴黎历史与文化的象征,不能轻易拆除。然而,豪斯曼男爵觉得,「建筑物的存在时间不能与其历史价值划等号」。他仅仅保留了拥有重要的文化与艺术价值的建筑,像巴黎圣母院等,而将大量虽然历史悠久,但并没有太多历史和文物价值,且又阻碍城市发展的那些建筑物予以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全新的现代建筑。他的这一做法曾引来不少争议,但就结果而言,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巴黎的城市环境和面貌,同时给这座城市的的未来发展也预留了空间。


《凯旋门局部》A2501000013 · 2011年3月6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拿破仑三世将自己对新巴黎的构想和期待介绍给了时任塞纳河州州长的豪斯曼,并由这位男爵负责实施这一宏伟计划。

豪斯曼对巴黎的改造被称为「创造性的破坏」。

针对巴黎存在的问题,他都逐一进行了改造。首先,豪斯曼对巴黎糟糕的卫生状况非常重视,是这次城市改造的重点。他认为:水、空气、阳光是保持良好卫生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本着这样的理念,豪斯曼对巴黎的下水道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而此前的巴黎下水道系统十分狭窄,根本不能承担其应有的职能,导致大量的巴黎市民将污水及排泄物直接倾倒在大街上。

经过改造之后,巴黎建成了宽阔、可供工人清洁以及小船通过的下水道系统,并且对下水道系统进行了分级设计,分别承担储存、处理废水以及泄洪等各项职能。事实证明,奥斯曼对于下水道系统的改造是相当成功的。宽阔的下水道为日后巴黎电气化的发展留下了大量的空间,下水道本身排水的职能也由于其科学合理的设计而一直没有出现问题。时至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巴黎》A2501000012 · 2011年3月6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谈到巴黎19世纪中叶的那次大规模城市改造就不得不提两个人:拿破仑三世和豪斯曼。

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巴黎的城市改造就是他的决定。

拿破仑三世之前的法国统治者并非没有想过要对巴黎进行改造。但是这些统治者的城市改造思想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也就是不断地在城市各个角落兴建宏伟的纪念性建筑,以纪念当时的政府或统治者的丰功伟绩,但这些建筑对于改善普通民众的城市生活毫无作用。而拿破仑三世则与此前的统治者不同。他一方面希望继承拿破仑一世的丰功伟绩,让法国重新成为欧洲的霸主。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干净、漂亮的巴黎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拿破仑三世是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君主,十分推崇圣西门的思想。他认为,巴黎应当是一座能让所有市民,无论贵贱,都能够在其中享受美好生活的城市。拿破仑三世曾经对改造巴黎的总设计师说过:「尽可能多建广场,供所有的家庭享用,无论贫穷或富有」。

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拿破仑三世决定对巴黎进行巨大的改造。

当然,拿破仑三世做出这一决定还有一个现实的政治原因:通过对巴黎的改造,消除在巴黎建造街垒的可能性。所谓街垒,就是在城市的街道之建设防御工事,在巴黎漫长的历史中,巴黎曾经数次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战场,而在这种争夺中,街垒就成为了一种绝佳的工具。

旧巴黎的街道狭窄且曲折,极宜修建街垒。这让军队的行动非常不便和迟缓,不利于迅速镇压常有的起义和暴动。


《巴黎》A2501000011 · 2011年3月6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巴黎,全球知名的大都会,有着「浪漫之都」、「时尚之都」等一长串头衔和美誉。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19世纪中叶的一次大改造。在这之前,用法国社会改革家维克托 · 考兰特的话说,巴黎就像是一座人间地狱,「是一个巨大的腐败工场。那里苦难、瘟疫和疾病并存,阳光和新鲜空气很少能渗透进来。巴黎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植物枯萎、死亡,有四分之一的儿童将在一年内死亡。」

当时卢浮宫和市政厅之间的这片地区自中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与巴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人口密度高得令人咋舌。尤其是香榭丽舍大街附近,每平方公里就挤着5380人;现如今的第三区内的一些社区,当时甚至达到每三平方米就有一个居民。 1840年,一个医生曾这样记录当时的可怕场景:在一幢楼的四楼,连成人带孩子一共有23个人挤在一间仅五平方米的房间内。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容易导致传染病的迅速漫延。仅1848年的一次霍乱,就造成了当地百分之五的居民丧生。

巴黎最早是一个罗马营寨城。法国公元888年建国并定都巴黎后,尽管城市一直都在缓慢发展,但到公元十九世纪中叶,这座城市已与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

一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


《凯旋门局部》A2501000014 · 2011年3月6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凯旋门,欧洲最常见的纪念性建筑。欧洲有超过100座凯旋门,这些凯旋门往往建造在城市的中心广场,是城市最重要的地标性建筑,而坐落于法国巴黎戴高乐广场的雄狮凯旋门,是其中最大,同时也是最著名的一座。

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击败了俄奥联军,这让法国的国威达到史无前例的顶峰。为了炫耀国力和庆祝胜利,1806年2月12日,拿破仑宣布在星形广场,即现今的戴高乐广场兴建一座「伟大的雕塑」以迎接日后凯旋而归的法军众将士。同年8月15日,凯旋门按照著名建筑师夏尔格兰的设计开始破土动工。工程断断续续建造了30年,最终于1836年7月29日才告完工。

雄狮凯旋门高48.8米,宽44.5米,厚22米,中心拱门宽14.6米。四面各有一门,门上有许多精美的雕像,门内刻有跟随拿破仑远征的386名将军和96场胜战的名字,门上刻有1792年至1815年间的法国战事史。除此之外,其外墙上还刻有取材于1792至1815年间法国战史的巨幅雕像。这些雕像各具特色,同门楣上的花饰浮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俨然是一件精美动人的艺术品。正面的四幅浮雕分别是:《马赛曲》、《胜利》、《抵抗》、《和平》,其中刻在右侧石柱上的《马赛曲》浮雕,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不朽艺术杰作。

雄狮凯旋门建成后,到19世纪中期,又在其周围修建了圆形广场以及12条放射状道路,包括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气势磅礴,为欧洲大城市的设计典范,基本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街头杂耍》F0100000067 · 2011年3月6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五一国际劳动节。

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社交网站发表了短暂讲话。他说,今年的「五一节」不同以往,工人不能上街庆祝游行,铃兰花也不能如常售卖。

马克龙为什么会特别提到铃兰花?

在法国,「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叫「铃兰花节」。这一天,很多法国人会互赠铃兰花。在法国人看来,铃兰花是春天的气息,会让爱神眷顾,能让人一整年都走运。法国的一些地方还会举办专门的庆祝活动,并且像选美那样选出当地的「 铃兰花皇后」。

铃兰花原产于亚洲,中世纪时传入法国。1561年5月1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收到一株象征好运的铃兰花后非常开心。他没有独享这份好运,而是将铃兰花分享给了他人。他当时的这一举动最终让法国拥有了温馨且充满善意的「铃兰花节」。


《法国有点睏》A2501000006 · 2011年3月8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近日,法国公共卫生监督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调研报告,2017年法国人均睡眠时间为6小时42分钟,首次低于7个小时。报告显示,法国人不仅睡得少,入睡时间也晚,平均入睡时间为23点15分,而起床时间则相对较早,平均为6点48分。报告还显示,和男性相比,法国女性的睡眠更少。约有35.9%的法国女性平均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

法国《流行病学周报》对此评论说,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该项研究充分证实了法国民众普遍睡眠不足。」

针对该份调研报告,《法国电视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文章的题目是《中式睡午觉让人羡慕》:

长期缺觉的法国人或许可以从中国人身上汲取一些灵感,因为在中国,睡午觉几乎成了一项非常制度化的国民习惯。

总的来讲,中国起床比法国人早,大约在清早6时就起来了,但是他们会在11时左右开始吃午餐,午餐完毕,很多人都要小睡一会儿。这就是持续15到30分钟的午觉。很多中国企业配备职工宿舍,员工可以回到宿舍小睡。没有宿舍也可以在办公室里支起临时床,还有人躺在沙发上或者趴在办公桌上午睡。在办公室之外,中国人也不拘小睡的时间和地点。尽管环境可能很嘈杂,公园长椅上、机场候机席、火车站地板以及宜家商场样板床上都可以见到午睡者。

真是国家强盛了,文化也跟着强势。原本的「陋习」,现在却备受推崇和提倡。


《埃菲尔铁塔》A2501000001 · 2011年3月8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坐落于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是巴黎乃至整个法国最著名的地标,其知名度超过法国包括凯旋门和卢浮宫在内的其他任何标志性建筑。但埃菲尔铁塔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受欢迎,正相反,在它诞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饱受法国主流社会的诟病和排斥。

18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100周年,法国在巴黎举办了大型国际博览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便是象征着当时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的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高300米,天线高24米,总高324米,因由桥梁工程师居斯塔夫 · 埃菲尔设计而得名。

如同巴黎所有的创新建筑一样,埃菲尔铁塔一开始即遭到了大部分巴黎人的冷淡和拒绝,尤其是那些建筑和城市规划专家们。《泰晤士报》上甚至刊登了由300人签名的呼吁书反对埃菲尔的设计方案,认为这一剑式铁塔将会把巴黎的建筑艺术风格破坏殆尽,其中包括颇有名望的莫泊桑和小仲马等人。即使在铁塔落成之后,批评的声浪也并未停息。加尼埃向政府请愿,希望把它拆除;法国著名诗人、象征主义代表人物魏尔伦每回路过铁塔都立刻另择路径,以避免看见它的「丑陋」形象。一时间,由埃菲尔铁塔引起的风波席卷了整个巴黎城。

幸运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埃菲尔铁塔被改造成了广播发射塔,在无线电通讯联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反对声浪才渐渐平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埃菲尔铁塔有了一个自己的地位,从被接受,到被喜爱,最终名正言顺地上了画家们的画布,从一个令人厌恶的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著名的风景画家瓦拉东的独生子乌特里罗、原始派画家亨利、卢梭等都尽情地描绘过它,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内尔也曾在他的诗章中赞美过它。


《巴黎街头》A2501000004 · 2011年3月7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2015年11月13日,巴黎多个地点,包括餐馆、音乐厅和体育场等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导致128人遇难。时隔不到一年,法国当地时间2016年7月14日深夜,法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一辆大型货车撞向正在观看为庆祝法国国庆日在尼斯市举行的烟火表演的人群,造成至少84人死亡。而在此之前,法国还遭受过包括《查理周刊》枪击事件和巴黎犹太人超市遇袭案在内的多次恐怖袭击。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法国?

法国遭受恐怕袭击,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其追随美国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而招致报复。但与伊斯兰极端组织为敌的国家远不止法国一个,甚至就连作为「带头大哥」的美国也没有受到像法国所遭受的如此之多的恐怖袭击。

法国成为恐怖袭击滋生的温床,在很大程度上,或许与法国一直以来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有关。这在《查理周刊》枪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查理周刊》是法国著名的讽刺杂志,因刊登涉及宗教内容的讽刺漫画而多次受到袭击警告,并且遭到过燃烧瓶袭击。对此,法国出于「新闻自由」,丝毫没有对《查理周刊》的不当行为有所制止,最终导致了枪击事件的发生,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11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事后,当时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讲话时依然声称:「任何暴行都无法阻挡新闻自由。」

一味的自由和宽容,也导致了戴高乐时代的「『白种人基督教文明』的法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新的矛盾日益突出,并且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调和。有分析指出:

「二战结束后的上世纪60年代,由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法国从『海外领地』或『保护国』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吸收了大量外籍劳工。这些劳工在合约期满后并没有返回来源国,而是作为移民留下来,法国政府当时觉得这些劳工满足了低端劳务市场的需求,并不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移民政策上也较为宽松,1962至1990年成为这批移民潮的高峰。

「北非移民绝大多数为穆斯林,法国政府在同化移民上出台了一些措施,例如在市郊建造大量劣质高层建筑和住宅区供移民居住,为了让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政府在学校里推行世俗教育、灌输普世价值,并且为了展现公平、在人口记录上禁止注明他们的种族来源。这些举措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随着之后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萎缩,移民在教育、经济地位和宗教信仰都被贴上了『二等公民』的标签,他们的聚居区逐渐形成了大量治安状况堪忧的『城市敏感地区』。

「政府不对种族来源进行登记,但是移民在肤色、姓名、习俗上的特征是无法遮盖的。不登记还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政府很难评估移民政策的效果,对一些后来产生安全威胁的移民也缺乏了解。

「欧洲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法国24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处于历史高位,2012年11月达最高值26.2%,2015年9月该数值为24.4%。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今年9月美国的同一数值为13.5%。

「由于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在移民社区的穆斯林对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来源国有更强烈的身份认同,以反政府、砸警车为荣,以举报告密为耻。这部分被法国社会边缘化的北非穆斯林移民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据欧美情报机构统计,在前往IS参战的3000多个欧洲圣战分子中,法国人最多,达1430名。」

那些依然留在法国国内的,无疑就是一颗颗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

反观美国,尽管这个国家也一直「崇尚」自由,但自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在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进行了重新平衡,以牺牲公民的一部分权力来换取整个国家的相对安全,结果也证明了美国的这一做法是正确的:911事件之后的15年间,美国至少挫败了44起恐怖袭击。

理想不能背离现实太远。


《时尚巴黎》A2501000003 · 2011年3月6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看得到的,是模特儿的光鲜亮丽;看不到的,是她们的辛劳付出。埃菲尔铁塔前的这个模特儿明显是感冒了,在巴黎初春料峭的寒风中,穿着单薄的时装,一边擦着鼻涕,一边坚持拍广告。

「迷失在巴黎」,不是文艺青年说的那种灵魂的迷失,是迷路:拍完上面这张照片之后不到半小时,我在凯旋门附近把自己给弄丢了。

巴黎的城市格局和上海完全不同,道路不是横平竖直的「井」字形,而是辐射状的。凯旋门所在的戴高乐广场,大大小小竟有十二个路口,包括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独自一人拍完了凯旋门,逛够了香榭丽舍,准备返回停车场的时候开始犯迷糊了,不知道该朝哪个路口走。找人问路根本行不通,语言通不通暂且不说,糟糕的是,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幸这也不是第一次把自己弄丢了,不着急,坐在路边,点了支烟,一边抽,一边回放相机,翻到离开停车场后拍的第一张照片,是凯旋门。根据照片的拍摄角度,找到了拍摄时的机位,四下一张望,车果然就在不远处停着。

有了这次经验,随后几天一个人逛巴黎就再没迷过路:每到一个广场就拍一张照片,无论走多远,最后一个广场一个广场地往回找,十有八九能找到出发点。


《塞纳河》A2501000002 · 2011年3月8日摄于法国法兰西岛巴黎

 

塞纳河蜿蜒着从巴黎市中心穿过,将城市一分为二。顺着塞纳河的流向,右边称为「右岸」,而左边则称为「左岸」。

对于巴黎人而言,塞纳河的右岸和左岸,不仅仅只是两个不同的区域,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巴黎人有一个笑话:在左岸散步,从你身边匆匆而过的不是教授就是大学生;而在右岸,走路时注意不要踩别人的脚,因为那十有八九是一双蹬着高级皮鞋的银行家的脚。

香榭丽舍大道、刚果广场、凯旋门、卢浮宫,以及众多的银行、金融集团、保险公司、股票交易所、商厦和酒店都在塞纳河的右岸;而左岸则是罗丹博物馆、克吕尼馆,以及众多的学院、教育机构、出版社、小剧场、书店、美术馆、画廊、酒吧和咖啡馆。塞纳河两岸不同的气息和氛围,使得右岸成为了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聚焦地,权力、地位、财富、物欲和喧哗;而左岸则成为了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天堂,奔放、不羁、叛逆、激情和寂寥。

很多人跑去「左岸」喝一杯咖啡,为的是感受一下巴黎的浪漫和情调,但浪漫和情调只是左岸的表象,它的本质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和一种生活态度。